原创中国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市场潜力、资源禀赋与税负水平

摘 要: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着重考察了市场潜力、资源禀赋和税负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利用2000-2010年中国286个城市层面的数据,通过对不同的时段、区域和所有制类型的工业企业区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越大,越有利于培育或吸引新企业;沿海地区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内地地区城市的工业税负水平高、差异大,不利于吸引企业落户;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并不显著。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看,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对外资、私营和港澳台企业区位选择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城市工业税负水平的影响相反。本文研究表明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有较强的解释力。

JEL Classification: O18 R12 R34 R39

一、引言

中国工业空间分布不平衡是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突出表现。2010年,东部地区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52.98%,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占20.41%、17.75%和8.85%;[ 数据来源:《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1)》。]如果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口径计算,工业空间分布不平衡特点更加明显,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企业数分别占全国65.46%、17.21%、9.66%和7.67%。进一步地看,中国地区工业增加值、企业数和就业人员数的空间分布出现不协调的现象(如图1所示)。1999-2010年,工业增加值的空间分布自2005年以后开始出现分散趋势,而企业数和就业人员数则保持空间分布持续集中的态势,这表明中西部地区工业产出份额的增加并没有相应带来企业数和就业人数的增加,可能的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倾向于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吸纳就业相对较少的重化工业。事实上,工业空间分布不平衡导致了中国地区差距持续扩大,而工业空间分布是企业区位选择的行为结果,由此可见,破解地区差距问题的核心在于揭示企业区位选择的机制,也就是说,要了解影响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以及这些因素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和表现出何种规律。

图1 工业基尼系数[ 空间基尼系数的计算公式为:,n表示地区个数,表示各省(市)指标值占全国的比重,为其均值。数据由作者整理计算,其中2008年以前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2009-2010年原始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对既有文献构成以下几方面的发展:第一,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城市新增企业数量的决定模型,除了考虑市场潜力之外,还纳入地区资源禀赋、税负水平、基础设施等影响因素,从而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一致的分析框架。第二,本文利用企业微观调查数据,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际新增数作为主要研究对象,选择城市为基本空间单元,从统计学角度看,较细的空间单元划分可以扩大样本量,从而增加样本的变异性,有利于改善估计效果。第三,在估计方法上,本文不仅引入省区固定效应、解释变量滞后项和更换样本,还采取了分时段、分区域、分企业登记类型等方法来获得稳健的估计结果,以增强文章结论的可信度。第四,地区工业税负水平是地方政府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关键变量,本文在研究中考虑这种影响,无疑能够填补这领域的空白。

二、相关文献简要回顾

从21世纪初Weber(1909)创立的古典工业区位论到21世纪90年代诞生的新经济地理,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纵观这些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揭示了企业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他们认为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因素主要包括:

首先,市场潜力。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英文简称NEG)强调生产成本和市场潜力(包括需求潜力和供给潜力)的相互作用决定企业区位,[ “Market Potential”在国内有不同译法,有学者译为市场潜能,也有的译为市场潜力,本文采用市场潜力提法。]从而导致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的变化(Krugman and Venables, 1995)。实际上,Harris(1954)很早就从经验上证实了美国制造业布局与市场潜力高度相关。新经济地理的出现使学者们对该问题重新进行思考,Coughlin等(1991)和Friedman等(1992)都是从市场需求视角研究外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区位选择,Head等 (1999)则研究日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的区位行为,他用州及相邻州的人均收入水平来表示市场需求潜力,以上经验研究均发现外资企业区位分布与地区市场潜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后来,Head and Mayer (2004)使用微观个体数据,考察日本700家跨国公司的下属企业在欧洲57个地区的投资区位,结果发现,如果地区市场潜力提高10%,则被日资企业选为投资区位的概率将平均提高3-11%,文章也提到,今后的研究应纳入其它影响企业集聚的因素。Mayer等(2010)在考察法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时,纳入本国作为备选投资地,结果表明企业投资存在很强的本地偏向性(home bais)。

其次,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禀赋理论始于亚当斯密的地区专业化思想,专业化分工是地区利用相对比较优势或规模收益的结果,各地区所特有资源禀赋将吸引不同类型的企业。在经济发展早期,自然资源禀赋对地区发展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Marshall(1920)提出,影响产业集聚的主要原因是地区的物质条件(physical conditions),如气候、土壤和水资源,或者临近矿山等。Kim(1995)考察美国长期产业空间分布发现,1860-1987年地区专业化水平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分别被企业规模经济和资源禀赋所解释。后来,Kim(1999)进一步研究了1880-1987年间不同时间段要素禀赋对美国20个制造业二位数行业布局的影响,他发现劳动力、资本、土地资源等方面要素禀赋条件对制造业空间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Ellison 和 Glaeser(1999)在Kim(1999)方法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改进,发现1987年美国四位数制造业行业的空间分布与资源及劳动力市场有关,产业集聚受自然禀赋因素的影响;在控制资源禀赋因素之后,制造业集聚指数出现下降。

再者,其它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来自体制因素的影响。政府行为、税负水平等体制因素是企业在区位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方面。在中国,地方政府为了吸引企业投资而展开了激烈的税收或地价竞争,如,税收优惠、土地低价出让等(Amiti and Javorcik, 2008;Zhang, 2006);掠夺型或服务型的政府则为培育新企业提供完全不同的制度土壤。Disdier 和 Mayer(2004)研究了1980-1999年法国跨国公司在欧洲投资的区位选择行为,结果显示企业更加偏好拥有良好制度的东道国。另一方面,基础设施、社会文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许多研究显示,基础设施影响了企业区位(Head and Ries,1996;Hong,2007;Holl,2004),另外,种族和文化纽带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选址(Du, Lu and Tao,2011;Jean et al.,2011)。

中国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准实验室”,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国内外学者很关注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如,Head 和 Ries(1996)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研究了中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差异,Amiti 和 Javorcik (2008) 进一步考虑了产业间的投入产出关系,考察了外资企业在省级层面的投资区位,Yu and Sun(2011)则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了集聚是否成为欧美世界500强企业子公司在华投资区位决策的决定因素。只有少数的文献对一般工业企业区位做了专门的探讨,如,Liu and Zhang(2010)使用微观企业数据,检验集聚经济因素对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专业化、多样化和市场潜力对地区期望进入的企业有显著的影响,他们强调了集聚经济对企业区位的影响,却忽视了国际市场需求、资源禀赋、体制等因素的影响,也没有注意到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三、理论模型

本文借鉴了Krugman 和 Venables (1995)建立的新经济地理模型,在垄断竞争的条件下,

六、结论

中国工业企业空间不平衡是企业区位选择的结果,市场潜力、要素禀赋和税负水平则是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同时纳入这些因素,构建了城市新增企业数量模型。进一步,本文利用2000-2010年城市层面的数据考察了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检验市场潜力、国际市场需求、资源禀赋、税负水平、基础设施等因素是否显著影响工业企业区位决策。在计量分析时,本文分别对不同时段、不同区域、不同所有制的工业企业区位选择进行比较细致研究,同时,使用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从侧面验证了新经济地理理论对中国工业企业区位选择有较好的解释力。

本文研究主要发现有:第一,2007-2008年城市新成立工业企业数与国内市场潜力、国际市场需求、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与税负水平、资源禀赋成负相关关系。第二,利用2007-2008年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需求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解释力都超过32%,而资源禀赋、税负水平和基础设施的解释力均在25%以下,这表明了市场需求决定企业区位,与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思想较为一致。当将数据扩展到2000-2010年,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以上发现,国内市场潜力和国际市场需求越大,越有利于吸引到更多企业落户;沿海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越好的城市,吸引到更多企业;相反,内地城市税负太高,不利于新企业投资。第三,对于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而言,它们的区位决定因素略有差异,国内市场潜力、国际市场需求对外资、私营和港澳台企业区位选择有正向的影响,而城市的资源禀赋条件只对港澳台企业区位产生影响。第四,在多数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和工资水平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一方面,中央和地方加大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消除地方壁垒,降低产品贸易成本,这样有利于提高国内市场潜力和开拓国际市场,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另一方面,加快企业税收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内地企业的税负,扭转内地政策环境不利的局面。当然,本文只是在新经济地理的理论框架下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区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没有考虑到城市间关系、企业异质性等对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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