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比天大”“铭记历史”！陈佩斯申奥大鹏人民日报撰文谈创作_北京时间
8月7日，正在热映的电影《戏台》导演、主演陈佩斯、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影片的幕后故事和创作感悟。
8月7日，正在热映的电影《戏台》导演、主演陈佩斯、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影片的幕后故事和创作感悟。
陈佩斯：“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
陈佩斯在题为《“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的文章中表示，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
陈佩斯表示，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以下为全文——
从话剧《戏台》到电影《戏台》，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说实话，10年前刚排这台戏的时候，哪敢想能演这么久啊！每次演出，我们都当作第一次演，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不是一味讨好，更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出来的。观众在这个地方没笑，回去就得琢磨；这个地方效果好，想想节奏还能怎么更好。戏要常青，就得像以前的老艺人说的“带活气儿”。既要守住根本，又要懂得让戏“呼吸”。
我做喜剧，刚开始确实是因为热爱。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背后连着的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气儿。《史记》里写的“优孟衣冠”是春秋时期的讽谏故事，今天看，那是最早的喜剧表演。现在的喜剧，说到底，是在传承一种活法儿。
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角色的困境里，等观众自己发现。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
喜剧的厚度得往文化的根上找。我们这部戏里有很多细节。为什么戏箱不能随便坐？一个戏箱，装着上千年的讲究。拍的时候，光考据这些细节就花了大力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剧冲突得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我们要尊重自己所做的这件事、这个舞台。尊重了，有了敬畏心，才能更好地传承。艺术是可以创新，可以突破，但根儿不能丢。就像种树，你修剪枝叶可以，但把根刨了，树就活不成了。
我从2001年回归舞台，心里想过：离开这么多年，观众还记得陈佩斯是谁吗？但只要舞台上灯光亮起来，熟悉感和踏实感就回来了。最怕的不是观众不接受，是怕自己对不起这方舞台。我们站在舞台上，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表情。观众乐了笑了，心里就有底。这个皱眉了，那个打哈欠了，这戏就得再想想怎么改。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它还你精气神。只要有观众看，我就会一直演，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从电影到电视，从电视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归电影，我尝试过多种艺术形式。像唱戏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味儿。最早拍电影用胶片，成本金贵，不能轻易出错，压力挺大，这种压力逼着自己在镜头前更留神些，把每处细节再磨得细些、稳些。电视这个载体能把你的表演带去千家万户。话剧舞台的反馈是实时的，台下坐着千把观众，你抖个包袱，笑声立马“砸”脸上，很过瘾。这次把《戏台》拍成电影，算是融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色和优势。话剧的筋骨，舞台的现挂，电影的镜头语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
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您看那些老戏班子，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即使观众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申奥：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
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在题为《让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的文章中表示，88年前，日军曾在这里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抵御外侮不惜献身的先辈们。
他表示，14年抗战，从被动挨打到赢得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后，形成一种凝聚力。
以下为全文——
前几天，我们几位电影主创重回南京。与电影里那个断壁残垣的城市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88年前，日军曾在这里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抵御外侮不惜献身的先辈们。
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他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12岁，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2023年，电影《志愿军》的编剧张珂给我讲了四五个正在孵化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南京照相馆》。
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的东西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所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资料。《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我们搜集了大量出版物、纪录片、相片，曾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搜集素材。
看过那么多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崇高，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这段历史值得一讲再讲，今天再拍，最主要的是与当下产生连接。今天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几乎是实时传播的。而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张照片不仅是对暴行的记录，对历史的存证，更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剧本策划向我提出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以往有不少讲述热战的电影，还没有影片特别准确、聚焦地揭露这场战争背后的文化掠夺、舆论争夺。我们决定沿着这个思路尝试。电影中，孙中山先生题字的牌匾被肆意涂抹，井上的办公室摆满抢夺来的古玩字画……这些都揭示了文化侵略的意图。
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十分关键。从建组之初，我们就要求所有人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个时代的影像见证，电影作品也是“活”的历史教科书。通过一部电影，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这是多么崇高的使命，创作者必须慎之又慎。
影片的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还想表达团结的意义。影片中的人物能把这些罪证传递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团结。14年抗战，从被动挨打到赢得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后，形成一种凝聚力。
8月7日开始，《南京照相馆》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上映，后续还将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观众见面。当年，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一个胶卷、一本底片，让这一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希望这部电影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大鹏：一个具体的我，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在题为《“笨功夫”是电影人的真诚》的文章中说，一个像他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他，一个具体的他——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以下为全文——
创作电影《长安的荔枝》，是我导演生涯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辗转七地取景拍摄，同时在组人员最高峰值是1300人。有时实在挨不住了，我就用一位前辈的话鼓励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都难。”幸运的是，拍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身边有一群前赴后继的伙伴，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第一次拍摄古装片，为让影片的细节经得起推敲，我几乎是恶补唐史，一口气买了40多本与唐代相关的书籍，不断查阅、对照，还要与服化道、美术、摄影等各部门反复沟通。历史要准确，审美要当下；既不能悬空古意，又不能让观众觉得有隔阂。如何拿捏这种“古今尺度”也是难点。语言方面，用语过古，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太现代，又容易出戏。我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尽量让观众听得懂又不失年代感。
我经常刷到很多“《长安的荔枝》十大金句”一类的短视频，每次刷到，都会截图、保存，提醒自己在改编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是观众喜欢的、读者喜欢的，不要去随意改变它。
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我既是导演、编剧，也出演了主人公李善德，从青涩少年一直演到两鬓斑白的老者。李善德，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基层小吏，咬牙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被这种“不是英雄却硬着头皮扛事”的劲儿打动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能力边界之外的挑战。他的焦虑、坚持以及硬扛的劲儿，我都感同身受。
电影里，李善德运送荔枝5000里，拍摄中，我们同样一路奔波。技术飞速发展，虚拟拍摄固然可以“一日千里”，但实景的真切没法替代。岭南的湿热、山路的泥泞、演员一身的疲惫，这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有一次，我们在广东阳春拍完，又赶赴罗定。几百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造型、走位、航拍一气呵成，拍完又连夜撤离。最终那一组镜头，在成片中不过几秒钟。有人说这是“笨功夫”，我觉得，这应该是电影人的真诚，这种“手工感”会累积出整部电影的气质。
今年是我作为导演的第十个年头。有人问：你总是在塑造“小人物”，这是主动选择，还是创作惯性？我不是这么出发的，却是这么抵达的。可能我之前演了类似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于是这样的角色会容易找到我，变成了一种创作惯性。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普通，有血有肉，踏实生活，热爱生活，有一些无可奈何，却依然愿意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全力以赴。
一个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我，一个具体的我——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来源：《人民日报》、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等
8月7日，正在热映的电影《戏台》导演、主演陈佩斯、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影片的幕后故事和创作感悟。
8月7日，正在热映的电影《戏台》导演、主演陈佩斯、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分别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讲述影片的幕后故事和创作感悟。
陈佩斯：“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
陈佩斯在题为《“长期主义”就是“戏比天大”》的文章中表示，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
陈佩斯表示，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以下为全文——
从话剧《戏台》到电影《戏台》，这一路我们走了10年。说实话，10年前刚排这台戏的时候，哪敢想能演这么久啊！每次演出，我们都当作第一次演，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不是一味讨好，更不能闭门造车，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出来的。观众在这个地方没笑，回去就得琢磨；这个地方效果好，想想节奏还能怎么更好。戏要常青，就得像以前的老艺人说的“带活气儿”。既要守住根本，又要懂得让戏“呼吸”。
我做喜剧，刚开始确实是因为热爱。年轻的时候就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但干着干着就发现，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它背后连着的是咱们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气儿。《史记》里写的“优孟衣冠”是春秋时期的讽谏故事，今天看，那是最早的喜剧表演。现在的喜剧，说到底，是在传承一种活法儿。
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角色的困境里，等观众自己发现。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
喜剧的厚度得往文化的根上找。我们这部戏里有很多细节。为什么戏箱不能随便坐？一个戏箱，装着上千年的讲究。拍的时候，光考据这些细节就花了大力气。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喜剧冲突得从文化土壤里长出来。我们要尊重自己所做的这件事、这个舞台。尊重了，有了敬畏心，才能更好地传承。艺术是可以创新，可以突破，但根儿不能丢。就像种树，你修剪枝叶可以，但把根刨了，树就活不成了。
我从2001年回归舞台，心里想过：离开这么多年，观众还记得陈佩斯是谁吗？但只要舞台上灯光亮起来，熟悉感和踏实感就回来了。最怕的不是观众不接受，是怕自己对不起这方舞台。我们站在舞台上，能看清每个观众的表情。观众乐了笑了，心里就有底。这个皱眉了，那个打哈欠了，这戏就得再想想怎么改。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它还你精气神。只要有观众看，我就会一直演，有戏演、有观众等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从电影到电视，从电视到舞台，再从舞台回归电影，我尝试过多种艺术形式。像唱戏的行当，生旦净末丑，各有各的味儿。最早拍电影用胶片，成本金贵，不能轻易出错，压力挺大，这种压力逼着自己在镜头前更留神些，把每处细节再磨得细些、稳些。电视这个载体能把你的表演带去千家万户。话剧舞台的反馈是实时的，台下坐着千把观众，你抖个包袱，笑声立马“砸”脸上，很过瘾。这次把《戏台》拍成电影，算是融合了各种艺术形式的特色和优势。话剧的筋骨，舞台的现挂，电影的镜头语言，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
现在流行说“长期主义”，其实就是老艺人们常挂嘴边的“戏比天大”。您看那些老戏班子，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戏是磨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为了电影里一个不起眼的道具或者台词的气口较真，即使观众不会注意到，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别想糊弄观众。不管潮流怎么变，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
申奥：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
电影《南京照相馆》导演、编剧申奥在题为《让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的文章中表示，88年前，日军曾在这里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抵御外侮不惜献身的先辈们。
他表示，14年抗战，从被动挨打到赢得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后，形成一种凝聚力。
以下为全文——
前几天，我们几位电影主创重回南京。与电影里那个断壁残垣的城市相比，眼前的这座城市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每一个中国人都不会忘记，88年前，日军曾在这里制造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我们不会忘记敌人曾如此丧尽天良，更不会忘记，那些为抵御外侮不惜献身的先辈们。
我的姥爷参加过新四军，我从小就听他讲述关于正义与和平的故事。12岁，我看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国产电影《屠城血证》，在心底埋下种子。2023年，电影《志愿军》的编剧张珂给我讲了四五个正在孵化的故事，其中之一便是《南京照相馆》。
好的创作，把虚构的东西拍得像真的一样；不够好的创作，真实的东西也会被拍得像虚构的。所以，每次创作我都非常依赖文献、纪录片、回忆录、采访等资料。《南京照相馆》以南京大屠杀期间日军真实罪证影像为载体，我们搜集了大量出版物、纪录片、相片，曾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搜集素材。
看过那么多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在那一辈人身上有一种非常可敬、崇高，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就是信念。而大量有信念的普通人并没有在历史课本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南京照相馆》讲述了他们的抗争。
这段历史值得一讲再讲，今天再拍，最主要的是与当下产生连接。今天我们身处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几乎是实时传播的。而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一张张照片不仅是对暴行的记录，对历史的存证，更是重要的信息传递。剧本策划向我提出一个概念：侵华日军在中国发起的不仅是一场热战，更是一场舆论战、文化战。以往有不少讲述热战的电影，还没有影片特别准确、聚焦地揭露这场战争背后的文化掠夺、舆论争夺。我们决定沿着这个思路尝试。电影中，孙中山先生题字的牌匾被肆意涂抹，井上的办公室摆满抢夺来的古玩字画……这些都揭示了文化侵略的意图。
电影一定有戏剧的部分，要扣人心弦，也要保证绝不能歪曲历史。处理好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十分关键。从建组之初，我们就要求所有人都以高度的使命感和严肃专业的态度面对创作，一定要避免历史虚无主义，避免细节上的纰漏。在我看来，电影就是一个时代的影像见证，电影作品也是“活”的历史教科书。通过一部电影，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历史，这是多么崇高的使命，创作者必须慎之又慎。
影片的主题是“铭记历史、吾辈自强”，我还想表达团结的意义。影片中的人物能把这些罪证传递出来，根本上是因为团结。14年抗战，从被动挨打到赢得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一场人民战争的胜利，是千千万万中国人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最终赶走了侵略者。希望这部电影在引发大家的讨论后，形成一种凝聚力。
8月7日开始，《南京照相馆》将陆续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上映，后续还将与马来西亚、新加坡、俄罗斯、韩国等国家的观众见面。当年，不只是一个国家的人、一个胶卷、一本底片，让这一历史真相不被掩盖和遗忘。希望这部电影让更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反法西斯是全人类对于和平的共同期待，和平的成果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大鹏：一个具体的我，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电影《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主演大鹏在题为《“笨功夫”是电影人的真诚》的文章中说，一个像他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他，一个具体的他——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以下为全文——
创作电影《长安的荔枝》，是我导演生涯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辗转七地取景拍摄，同时在组人员最高峰值是1300人。有时实在挨不住了，我就用一位前辈的话鼓励自己：“做有意义的事情都难。”幸运的是，拍电影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我身边有一群前赴后继的伙伴，我们一起扛过来了。
第一次拍摄古装片，为让影片的细节经得起推敲，我几乎是恶补唐史，一口气买了40多本与唐代相关的书籍，不断查阅、对照，还要与服化道、美术、摄影等各部门反复沟通。历史要准确，审美要当下；既不能悬空古意，又不能让观众觉得有隔阂。如何拿捏这种“古今尺度”也是难点。语言方面，用语过古，会让人产生距离感；太现代，又容易出戏。我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尽量让观众听得懂又不失年代感。
我经常刷到很多“《长安的荔枝》十大金句”一类的短视频，每次刷到，都会截图、保存，提醒自己在改编的时候要记住，这些是观众喜欢的、读者喜欢的，不要去随意改变它。
电影《长安的荔枝》中，我既是导演、编剧，也出演了主人公李善德，从青涩少年一直演到两鬓斑白的老者。李善德，一个被推到台前的基层小吏，咬牙去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被这种“不是英雄却硬着头皮扛事”的劲儿打动了。在拍摄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也时常觉得自己正经历一场能力边界之外的挑战。他的焦虑、坚持以及硬扛的劲儿，我都感同身受。
电影里，李善德运送荔枝5000里，拍摄中，我们同样一路奔波。技术飞速发展，虚拟拍摄固然可以“一日千里”，但实景的真切没法替代。岭南的湿热、山路的泥泞、演员一身的疲惫，这些只有身临其境才能体会。有一次，我们在广东阳春拍完，又赶赴罗定。几百人花了3个多小时才到达现场，造型、走位、航拍一气呵成，拍完又连夜撤离。最终那一组镜头，在成片中不过几秒钟。有人说这是“笨功夫”，我觉得，这应该是电影人的真诚，这种“手工感”会累积出整部电影的气质。
今年是我作为导演的第十个年头。有人问：你总是在塑造“小人物”，这是主动选择，还是创作惯性？我不是这么出发的，却是这么抵达的。可能我之前演了类似的角色让人印象深刻，于是这样的角色会容易找到我，变成了一种创作惯性。这里面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很普通，有血有肉，踏实生活，热爱生活，有一些无可奈何，却依然愿意为只有一次的生命全力以赴。
一个像我这样的创作者，没有任何办法在作品中把自己“藏”起来，是否真诚，是否渊博，是否幽默，最后都会在电影中纤毫毕现。而无论讲什么样的故事，底色都是我，一个具体的我——比较草根，有学习心态，愿意进步，肯下苦功夫，有些笨拙，但很真诚。
来源：《人民日报》、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