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李从培 我将永远捍卫精神病人的健康与权利_北京时间
李从培，将一生慷慨献给了中国司法精神病学，他亲历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历次重大决定，推动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完成了从0到1的飞跃。
令人震惊的悲剧
上世纪50年代，在解放南下的工作队伍中，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杀妻案。丈夫在工作中突然听到妻子说“要拿枪杀了他”，胆战心惊的丈夫，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起自己的枪，杀死妻子。事发后，因当事人行为举止异于常人，司法部门便找到了精神科医生。医生虽然得出幻觉妄想结论，却没有将此诊断与杀人案件相联系，最终这位男子被判定死刑，并执行枪决。
这起罕见案件发生的时期，正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有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刑事犯罪立案达51万3千多起。这其中，包括杀人和抢劫在内的暴力犯罪所占比例约为8.05%。这组数字，意味着我国暴力犯罪率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但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也混杂在暴力罪犯中。
30年后，法院重新审理了这起案件，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量材料分析判断表明，这个丈夫有幻觉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应判定无罪。这如同一声警钟，有关专家惊讶地发现，类似的凶杀伤害案件并非偶然发生，事实上，精神分裂凶杀行为存在稳定的犯罪学特征。因此，一个叫李从培的人，开始希望通过临床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的讨论，为这类案件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提供某些依据。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对于“精神病科”这个新生事物，都显得难以接受。
破土而出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精神科医生陪伴着不自主的患者，共同走过了祖国阵痛的年代。从1949年，全国只有9家精神病医院，1142张床位，逐渐发展为到了1961年，全国共有139家精神病医院，2万2千张床位，1228名精神科医生。在此期间，胰岛素休克、电休克和药物治疗等现代治疗手段也快速传入我国，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的有效手段。而这一封闭式治疗和看护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
曾与李从培并肩作战的崔玉华医生如此回忆道“那时候对精神病人歧视，对精神科医生也歧视。别人都说那是疯子，这是看疯子的人。包括我们同行业的，也认为精神科医生就是看疯子的人。我出去从来不说我是做什么的，都说是内科医生。”
“了解病人怎么想的，是出于什么样的病态。他可以打人，他觉得有人要害他，他得反抗。从事这个专业有危害，没人愿意干。但没人干也得干吧，要不怕牺牲啊！”——李从培采访。
1969年，李从培响应毛主席“626”号召，前往甘肃天水精神病院任职。在祖国西北的十一年时间里，李从培心无旁骛地服务着，学习着，他收集了大量的临床病例，并不断构思着患者的未来。此时，中国近现代最大规模的留学潮正蓄势待发，精神科作为西方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迎来巨大发展。回到北京后不久，李从培便获得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他将去往英国学习。在那里，他领略到了一个健全、完善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关的法律体系。李从培触动极深，立法体系的缺乏、精神病患者的健康与权利，无不催生着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破土而出。
回国后他与公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在会上达成共识“我国已有1万多名犯罪的精神病人，有条件，也应该成立司法精神病相关的工作部门。”终于，在法治中国的时代号召下，李从培转身成为了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
“让证据说话，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个原则是他平常一直就教导我们的。从最早跟他去出差，我印象就非常深，甚至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调查证据有几个就可以了，他还不行，他觉得不够，要做到让患者对诊断满意，对治疗满意，对解释满意，这是他的‘三满意’。”——李从培学生唐宏宇回忆道
对病人做准确的精神检查和临床诊断，是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重要前提。李从培仿佛永远置身于十字路口，一方面要捍卫精神病人的健康与权利，一方面又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得假以精神鉴定脱逃。作为开拓者，他还必须做到治学带教两不误。李从培耗尽心力，率先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专业基本理论，并出版了《司法精神病学》一书，此著作迅速成为法律学与精神病学两方面的经典教材，为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打下了稳固根基。
到了80年代中期，司法精神病学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科的正式成立。1989年7月11日，基于李从培的专业理论基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联手出台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这对我国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化作用，也意味着，司法精神病鉴定由此成为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常规性举措。
李从培，将一生慷慨献给了中国司法精神病学，他亲历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历次重大决定，推动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完成了从0到1的飞跃。他曾说：“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的梦想，就是战胜疾病、恢复正常生活，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而精神科医生的梦想就是帮助人们预防疾病、战胜疾病，努力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生命大观与救治大任的故事
每周六19:45
《医者》栏目播出
李从培，将一生慷慨献给了中国司法精神病学，他亲历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历次重大决定，推动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完成了从0到1的飞跃。
令人震惊的悲剧
上世纪50年代，在解放南下的工作队伍中，发生了一起诡异的杀妻案。丈夫在工作中突然听到妻子说“要拿枪杀了他”，胆战心惊的丈夫，于是决定先下手为强，拿起自己的枪，杀死妻子。事发后，因当事人行为举止异于常人，司法部门便找到了精神科医生。医生虽然得出幻觉妄想结论，却没有将此诊断与杀人案件相联系，最终这位男子被判定死刑，并执行枪决。
这起罕见案件发生的时期，正是上世纪50年代。当时有这样一组数据：我国刑事犯罪立案达51万3千多起。这其中，包括杀人和抢劫在内的暴力犯罪所占比例约为8.05%。这组数字，意味着我国暴力犯罪率达到一个最高峰值。但当时的人们并未意识到，有相当一部分精神疾病患者也混杂在暴力罪犯中。
30年后，法院重新审理了这起案件，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大量材料分析判断表明，这个丈夫有幻觉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应判定无罪。这如同一声警钟，有关专家惊讶地发现，类似的凶杀伤害案件并非偶然发生，事实上，精神分裂凶杀行为存在稳定的犯罪学特征。因此，一个叫李从培的人，开始希望通过临床精神病学和犯罪学的讨论，为这类案件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提供某些依据。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们对于“精神病科”这个新生事物，都显得难以接受。
破土而出的希望
新中国成立初期，精神科医生陪伴着不自主的患者，共同走过了祖国阵痛的年代。从1949年，全国只有9家精神病医院，1142张床位，逐渐发展为到了1961年，全国共有139家精神病医院，2万2千张床位，1228名精神科医生。在此期间，胰岛素休克、电休克和药物治疗等现代治疗手段也快速传入我国，成为治疗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的有效手段。而这一封闭式治疗和看护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60年代末期。
曾与李从培并肩作战的崔玉华医生如此回忆道“那时候对精神病人歧视，对精神科医生也歧视。别人都说那是疯子，这是看疯子的人。包括我们同行业的，也认为精神科医生就是看疯子的人。我出去从来不说我是做什么的，都说是内科医生。”
“了解病人怎么想的，是出于什么样的病态。他可以打人，他觉得有人要害他，他得反抗。从事这个专业有危害，没人愿意干。但没人干也得干吧，要不怕牺牲啊！”——李从培采访。
1969年，李从培响应毛主席“626”号召，前往甘肃天水精神病院任职。在祖国西北的十一年时间里，李从培心无旁骛地服务着，学习着，他收集了大量的临床病例，并不断构思着患者的未来。此时，中国近现代最大规模的留学潮正蓄势待发，精神科作为西方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迎来巨大发展。回到北京后不久，李从培便获得了一个弥足珍贵的机会，他将去往英国学习。在那里，他领略到了一个健全、完善的司法精神病鉴定相关的法律体系。李从培触动极深，立法体系的缺乏、精神病患者的健康与权利，无不催生着中国的司法精神病学破土而出。
回国后他与公安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在会上达成共识“我国已有1万多名犯罪的精神病人，有条件，也应该成立司法精神病相关的工作部门。”终于，在法治中国的时代号召下，李从培转身成为了一位司法精神病鉴定人。
“让证据说话，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个原则是他平常一直就教导我们的。从最早跟他去出差，我印象就非常深，甚至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调查证据有几个就可以了，他还不行，他觉得不够，要做到让患者对诊断满意，对治疗满意，对解释满意，这是他的‘三满意’。”——李从培学生唐宏宇回忆道
对病人做准确的精神检查和临床诊断，是进行司法精神病鉴定的重要前提。李从培仿佛永远置身于十字路口，一方面要捍卫精神病人的健康与权利，一方面又必须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得假以精神鉴定脱逃。作为开拓者，他还必须做到治学带教两不误。李从培耗尽心力，率先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系统专业基本理论，并出版了《司法精神病学》一书，此著作迅速成为法律学与精神病学两方面的经典教材，为中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发展打下了稳固根基。
到了80年代中期，司法精神病学组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科的正式成立。1989年7月11日，基于李从培的专业理论基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联手出台了《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这对我国司法精神病学鉴定起到了重要的规范化作用，也意味着，司法精神病鉴定由此成为中国司法界的一个常规性举措。
李从培，将一生慷慨献给了中国司法精神病学，他亲历了我国司法精神病学的历次重大决定，推动中国司法精神病学完成了从0到1的飞跃。他曾说：“精神疾病患者和家属的梦想，就是战胜疾病、恢复正常生活，继续为社会做出贡献。而精神科医生的梦想就是帮助人们预防疾病、战胜疾病，努力成为他们精神家园的守护者。”
生命大观与救治大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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