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健康北京》推出一期特殊节目《我的胆囊切除日记》。这是栏目自2005年开播以来，首例由编导自编自导自拍看病过程的医疗纪录片。
近期，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健康北京》推出一期特殊节目《我的胆囊切除日记》。这是栏目自2005年开播以来，首例由编导自编自导自拍看病过程的医疗纪录片。
（一）
4月初，演员胡兵因胆囊切除手术引发关注，而我却关注到一个细节——术后没几天，他就去了米兰时装周。器官摘除、全麻手术，短期内就能开展高强度工作，这真的可能吗？
作为从业15年的医疗节目编导，我深知健康科普容不得半点马虎，当即联系胡兵团队。对方经纪人回应：并非大家想的那样，其实胡兵是坐着轮椅去的，自己走路都很费劲。
胆囊到底能不能切？需要多久恢复？这几年，许多公众人物频频遇到胆囊问题，引发大众对胆囊疾病的关注，可相关科普的滞后致使人们对胆囊切除手术存在诸多误解。
恰巧，不久前我因胆绞痛深夜挂了急诊——2厘米胆结石，胆囊功能丧失，手术指征明确。蜷缩在输液室时，一个大胆的念头破土而出：与其以记者身份远观拍摄，不如以患者身份记录看病全程。
不依赖专业摄影师，自费购置摄影装备，这期特别拍摄开始了。
初次被下“切除胆囊”诊断，我有些心慌：胆囊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能说切就切吗？我焦急地在北京114挂号平台上再次求医，先后去了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协和医院，却都得到相同的处理建议——切除胆囊。
当记者与患者的双重身份在我身上交织时，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发生了。
在清华长庚医院候诊的3个小时里，我从未想过医生一句“迟早要手术，癌变风险很高”会让我如坠冰窖。作为患者，我突然对癌症的威胁有了清晰的感知和剧烈的恐慌；作为记者，我明白了“躬身入局”的意义，也坚定了普及胆囊疾病知识的决心。
看诊时，我小心翼翼地向主刀医生——清华长庚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学栋提出拍摄请求。没想到他答应得很干脆：“我接受拍摄，因为医学本就该被看见。”
（二）
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有一句名言：“如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离得不够近。”这次与现场的距离让我很是激动。
然而，拍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虽然已提前取得医院宣传部同意，但医院没料到我会拍下近10天就诊过程的所有细节——“这个地方不允许拍摄”“不要拍我”等拒绝声贯穿拍摄全程，我只能随机应变。
手术当天，我穿上手术服，被推入手术室，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但在职业素养的驱使下，我还是举起摄影机开始采访。接我去手术台的工作人员说：“你这够敬业的，马上要手术了，还拍呢！”
我回答：“不拍怎么办？我可不能白挨这一刀啊！”
胆囊切除属于3级手术，仅次于难度、风险最高的4级，需要全身麻醉。
由于我的拍摄视角、时间有限，又不想错过手术细节，台里为我支援了一名专业摄影师，在我手术时展开拍摄。
躺在手术台时，我突然听到医护人员说了句“我们手术室没有接到拍摄任务”，被绑住手脚的我如五雷轰顶，还没来得及商量几句，就在麻醉作用下失去了知觉——这场“沉浸式报道”变成一场豪赌。
幸运的是，手术很成功。术后醒来，我被推入病房，左手在输液，鼻子在吸氧，病床边摆着心电监护仪。
顾不得自怜自伤，此刻我只有一个念想：麻醉的过程拍下来了吗？胆囊切除的画面有没有？我是如何从麻醉状态清醒过来的？
我向同伴要来摄像机，一条一条查看素材。管床护士说：“你这也太拼了，电视台记者都这样吗？”
在她的叮嘱下，我乖乖在病床上待了6小时。时间一到，心电监护仪被撤走，我立马下地展开对病房病友的采访。
采访中，我结识了一对北京夫妻。大哥是公交司机，做了当天第一台胆囊切除手术，我是第二台。看我们投缘，大姐提议给我们拍一张合照，也正是这张照片记录了我术后6小时的状态。
后期制作时，我问大姐：“节目在全国播出，要给您和我哥打码吗？”大姐说：“不用，支持我妹工作！”
如今，我们仍在保持联系，不时沟通术后恢复情况。大姐说，大哥术后5天就恢复得生龙活虎了，真好！
（三）
这场特殊的拍摄不仅颠覆了我对医疗节目的认知，更重塑了我的职业信仰——唯有成为“患者”，才能理解患者；唯有将心比心，才能让科普走进他们心里。
许多患者把胆囊切除视为洪水猛兽，拖延治疗，反而增大了癌变风险。若非这次特殊的“现场”体验，我不会如此透彻地懂得患者对手术的恐惧、对切除器官的不舍。
后期制作中，我大量运用更具共鸣的镜头、共情的话语，向大家讲述我的故事，带领观众沉浸式体验、全方位了解。
从手术室到演播室，从病号服到编辑台，多年的健康节目编导生涯教会我一件事：真正的健康传播，是让观众在别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的生命。
本文作者：曾珍
来源：中国记协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