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1926年的北京，是段祺瑞执政府的铁腕统治，是新文化运动余温里的文字交锋，是街头请愿者的鲜血，也是琉璃厂古旧书纸里的墨香。这一年，鲁迅在北京的日子，像一部用墨汁与血泪写成的纪事，笔锋是他的投枪，案头的碑帖是他的铠甲，而那些藏在日记褶皱里的日常，是他作为普通人的呼吸。
鲁迅，原名周树人，近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他以笔为刃，创作大量小说、杂文，深刻剖析社会百态与国民精神。一生心系家国，唤醒民众思想，其精神跨越岁月，至今仍影响深远。
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
鲁迅的故乡是绍兴，求学是在南京和日本，归国后在杭州、绍兴教书，在北京是做公务员，后又至厦门、广州教书，最后在上海落脚。鲁迅自1912年5月进京至1926年8月离京南下，北京是他除故乡绍兴之外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2026年，距鲁迅离京南下整整100年。
1926年的北京，是段祺瑞执政府的铁腕统治，是新文化运动余温里的文字交锋，是街头请愿者的鲜血，也是琉璃厂古旧书纸里的墨香。这一年，鲁迅在北京的日子，像一部用墨汁与血泪写成的纪事，笔锋是他的投枪，案头的碑帖是他的铠甲，而那些藏在日记褶皱里的日常，是他作为普通人的呼吸。
过年
1926年，鲁迅住在宫门口西三条21号，也就是今天鲁迅博物馆内的鲁迅故居。鲁迅的童年，充满仪式感的绍兴年味——祭灶、贴春联、守岁、拜年，家道中落后，过年成了苦涩的回忆。这在他的回忆散文《朝花夕拾》中有很多描述。成年后鲁迅离开家乡，在南京，日本，北京等地生活，过年的方式也变得简单甚至忙碌。1926年元旦，鲁迅日记这样记载：“一日晴。夜往北大第三院观于是剧社演《不忠实的爱情》。”这出话剧是由北大学生黄鹏基等组织的戏剧团体于是剧社编排的，黄鹏基当时是莽原社的骨干，是鲁迅非常赞赏的一个学生，鲁迅的出席表示了对进步剧社的支持。春节在2月，也是很简单：“十三日旧历丙寅元旦。晴。上午得尚钟吾信并稿。下午长虹、效洵来。”没有鞭炮，没有祭祖，只有书信往来与友人小坐——这便是他生命里最后一个北京春节的全部注脚。
索薪
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上班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公务员，他又是科长，能挣到每月300多元的薪水，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能养活一家人，还能攒钱买房子。鲁迅自己曾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呀，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如果按每月上25天班算，周树人三字乘以25等于每月75个字，合每个字4块大洋啊。按当时的生活水准两块大洋一袋洋面，鲁迅家中的女工月收入也只有两元。可见民国时的一个小官就可称为大款了。然而这“大款”的日子并不安稳。
鲁迅日记载：“一月十六日晴。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国务院索学校欠薪，晚回。”鲁迅在北京时由于军阀混战，教育经费多被挪用作军费。1919年以后直到北洋军阀政府颠覆，拖欠教育经费长达7年之久。鲁迅在杂文《记“发薪”》中记述，从1926年1月至7月，鲁迅只领了4次薪水190.5大洋，而历年所欠薪水高达9240银元（约合现在的32万多元）。鲁迅说自己成了“精神上的财主”，“物质上的穷人”。他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曾说：“钱——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鲁迅作为学界代表，也到国务院去参加了索薪斗争，但不是太积极。闻一多当时也参加了索薪，他回忆：当时讲话最多是林语堂。在场的人只有两个没有说话，一个是闻一多，另一个不但没说话，却在那里打起了瞌睡。1926年7月，鲁迅接受了林语堂的邀请到厦门大学任教，高达400大洋的薪水也是鲁迅南下的原因之一。
女师大风潮的结局
1925年爆发的女师大风潮到1926年仍在持续，鲁迅一直坚定支持进步学生，教育总长章士钊呈请段祺瑞，下令免去鲁迅的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以章士钊免职令时间倒填在校务维持会成立之前为由，向平政院提起诉讼。1925年冬，章士钊离职，女师大复校。1926年1月17日，教育部决定恢复鲁迅教育部佥事职务。1926年3月，北京临时执政府发布了“撤销对周树人免职处分”的训令。至此，历时一年半的女师大风潮，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势力获得胜利。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2日，日本侵略者的军舰侵入大沽口并开炮轰击，打死打伤我军人员。事后日本借口国民军违反《辛丑条约》并联合英美等8国，向北京政府提出在津沽地区停止军事行动和撤除国防设施的无理要求，限48个小时内答复。面对侵略行径，3月18日下午，北京各团体、学校学生5000人在天安门集会抗议，随后到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拒绝8国的无理要求。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刘和珍走在队伍前头。但当游行群众刚到执政府门前，反动军警竟开枪，当场枪杀游行群众，死47人，伤150多人，造成历史上骇人听闻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在女师大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鲁迅在这一天愤怒地写下《无花的蔷薇之二》，文中说：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实弹打出来的却是青年的血。血不但不掩于墨写的谎语,不醉于墨写的挽歌；威力也压它不住,因为它已经骗不过,打不死了。
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3月25日上午“赴刘和珍、杨德群两君追悼会”，又作《死地》，启示青年要从这次流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清反动派的狰狞本质，“知道死尸的沉重”停止请愿，采取更有效的斗争方式。
刘和珍
4月1日，鲁迅又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指出：“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避难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后，北洋政府开始通缉进步人士，鲁迅也在通缉名单之列，他被迫开始了避难生活。
3月26日，鲁迅在友人的敦促下，到北京西城锦什坊街96号莽原社。当时莽原社只有两间屋子，一间会客，一间荆有麟居住。鲁迅来到后，荆有麟腾出了自住的一间，让鲁迅暂住。28日晚，有几个不速之客来访，称对莽原社很崇拜，特来拜访。鲁迅故意装作乡下人，一问三不知，把他们打发走了。当晚，鲁迅写下了《可惨与可笑》，抨击了执政府编造的流言。鲁迅怀疑侦探来找麻烦，便于次日搬入山本医院。山本医院是日本人开办的医院，位于东交民巷，当时东交民巷是外国使馆区，北洋政府不敢轻易进入。在山本医院，鲁迅又写下《空谈》《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4月1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撤出北京，政局骤然恶化。鲁迅深知处境危殆，遂于当夜在友人掩护下悄然离院，辗转避入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在德国医院，鲁迅和十多个人聚在“一间破旧什物的堆积房”，“夜晚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由于德国医院的医生认为无病的人不宜在医院多住，26日夜，又由德国医院移入法国医院。鲁迅在避难期间写作不止，曾在《朝花夕拾〈小引〉》中说：《二十四孝图》《五猖会》《无常》是在“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5月2日夜，终于结束了一个多月的避难生活，由法国医院悄然返归寓所。
美术展览
民国初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导美术，1917年，教育部指示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美术学校。1918年4月15日，中国第一所国立北京美术学校正式成立，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1923年更名为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1925年更名为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鲁迅深爱美术，在教育部任职时也曾分管美术教育，他曾数次到过这里。
1926年3月15日，鲁迅去美术学校：“上午往美术学校看林风眠个人绘画展览会。”林风眠是“中西融合”最早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也是中国美术教育的开辟者和先驱。1925年回国后，经蔡元培推荐任北京国立艺专校长兼教授。此次是林风眠从法国归国后首次举办画展，展出《摸索》《生之欲》《恶夜》等作品。鲁迅对于林风眠的画展未置一词，在鲁迅参观画展之后的第三天，就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而这一天，林风眠在北京美专，也在支持学生参加各界示威游行。
6月6日，鲁迅日记载：“往中央公园看司徒乔所作画展览会，买二小幅，泉九。”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司徒乔是鲁迅非常欣赏的画家，展览设在中央公园水榭。展览的第二天，鲁迅去参观，当即买下了两幅画，一幅是《五个警察和一个○》，画中表现了一个孕妇在施粥处领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因讨了两碗粥遭到五个警察的毒打。另一幅是水彩画《馒店门前》，画的是在初冬的早晨，一个半裸瘦削的老人，看着馒头店刚出笼的热气腾腾的馒头，忍着饥饿向胡同深处走去。两幅画是18元，鲁迅拿出20元，守画摊的人说：“我找不出，我没钱，画家又不在。”鲁迅说：“不用找了，这张画是不止这个价钱的。”鲁迅回家后，一直把这幅画挂在书桌前。
朋友圈与饭局
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从1912年5月到北京，到1926年8月离京南下，与鲁迅交往的人士，有一个700多人的大名单，包括鲁迅的亲属、同乡、同事、师生、中外友人，以及因工作关系接触到的政客、官僚、文化艺术界各路人等，其中许多人已不可考。
鲁迅在北京用餐饮茶的地方有60多处。其中既有名气很大的饭店，如广和居、便宜坊、同和居等，也有常去便餐的小馆。饭菜的风味有山东、河南、福建、浙江等各省菜系，还有德式、日式等番菜（西餐）馆。1926年，也有几次重要的聚餐和为鲁迅南下举办的饯行宴值得记载。
图源电视剧《觉醒年代》
1926年3月7日，鲁迅日记载：“同品青、小峰等九人骑驴同游钓鱼台。晚赴半农家饭，同席十人，有凤举、玄伯、百年、语堂、维钧等。”
鲁迅的小朋友，语丝社的章廷谦也参加了这次游玩，他的回忆记录了鲁迅这天的快乐：“还记得那个时候，城内的青年学生们，到了春秋佳日，每逢星期天，常常到西直门外来骑驴玩，我就是一个最爱骑驴的人。有一年的春天，我们有八九个人跑去要鲁迅先生和我们一起骑驴去玩，鲁迅先生就和我们一起出来，骑驴到钓鱼台。一路上还和我们讲了好些骑术。我们这八九个人和鲁迅先生年龄的距离，少的也有二十。这虽是一件小事，要不是因为我们和鲁迅先生没有间隔，我们怎敢去邀请？如果鲁迅先生没有青年人的这种性情，鲁迅先生也不会和我们一道去的。”鲁迅一生旅游很少，但他在南京读书时就会骑术，和青年们在一起，可以想象他有多么开心。
3月9日“午季巿招饮于西安饭店，同席有语堂、湘生、幼渔。”
8月7日，“下午往（中央）公园。晚紫佩、仲侃、秋芳在长美轩饯行,坐中又有紫佩之子舒及陶君。”
8月9日，“上午得黄鹏基、石珉、仲芸、有麟信,约今晚在漪澜堂饯行。……晚赴漪澜堂。”漪澜堂在北海公园琼华岛上。这里的仿清宫御膳房的小吃点心非常有名，如栗子面的小窝头、豌豆黄等非常好吃。这一天是鲁迅的好友在漪澜堂为他办的饯行宴。
8月13日，“上午赴女子师范大学送别会。午赴吕、许、陆三位小姐们午餐之招，同坐有徐旭生、朱逷先、沈士远、尹默、许季巿。下午寄常维钧《小说旧闻钞》一本，照相一张。往公园译《小约翰》毕，寿山约往来今雨轩晚餐，同坐有芦舲、季巿。”
8月21日，“午赴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应季巿午餐之约,同席云章、晶卿、广平、淑卿、寿山、诗英。”这是许寿裳和鲁迅的学生们为鲁迅特别准备的饯行宴。5天之后，鲁迅离京南下。
琉璃厂与东亚公司
文人鲁迅对琉璃厂是情有独钟的，据鲁迅日记统计，鲁迅在北京居住的14年间，到琉璃厂480多次，购买书籍3800多册，拓片4000多枚，还有古钱及其他古董，总共花费约4000多元。1926年，北京局势日趋紧张，去的次数明显减少，日记显示只去过4次，买书及日常所用的毛笔和笺纸。而这一年他在东亚公司购书达25次70多册，均为日文书籍。这些图书是鲁迅了解世界动态与新思潮的最重要的窗口。
东亚公司是日本人在北京开办的商店，北京东单牌楼北路西，附带销售日文书籍。鲁迅从1924至1926年光顾该书店近40次之多，购书近百种。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曾对东亚书店有过描述，“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
鲁迅在东亚公司的购书品种很多，以美术、艺术、文艺理论方面的居多，还有一些关于苏俄革命文学与美术方面的书籍。鲁迅在北京时期大量的翻译作品，如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鹤见祐辅的《思想·山水·人物》等著作，还有大量的选译，都来自东亚公司的外文书。
来源：北京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