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归来》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是广大党员干部铭记革命历史、吸取历史经验、赓续红色基因的重要历史参考读物。
1945年7月1日至5日,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6名国民参政员为了促成国共商谈访问延安,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写下《延安归来》一书,并于同年8月在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书中以一名民主党派人士的视角,真实记载了其在延安亲身感受到的民主氛围,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令人感到亲切有着光明前途的政党——中国共产党。
香山革命纪念馆“永葆青春活力——香山时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实践专题展览”的展柜中展陈着一本1946年出版的《延安归来》,今天丹丹带大家一起瞻仰文物,重温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光辉奋斗历程。
文物展示
黄炎培著《延安归来》
褚辅成、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抵达后,延安的接待工作规格极高。毛泽东不仅带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吴玉章、秦邦宪、张闻天、叶剑英、李富春、谢觉哉等数十人到机场迎接,中共中央还于7月2日晚在杨家岭为他们举行了隆重而盛大的欢迎晚会。
在延安的5日,除了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外,黄炎培还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光华农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等地方,与街上群众、商店店员们随便交谈,询问物价和生活情况,了解延安风俗民情。此外,他还与陈毅、丁玲、范文澜、张曙时、陈学昭等新旧朋友进行畅谈,深入了解延安的经济、文化、教育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作风、民众生活等。
1945年,黄炎培等人访问延安
访问延安是黄炎培的一个宿愿。而短短数日,更是让他感受到了一种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清新气象和勃勃生机。给黄炎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里看不到一块荒废了的土地,看不到一个游手好闲的人。中共中央和政府领袖生活很苦,而老百姓的新建筑增多、生活较好。黄炎培还发现,在毛泽东家里做客时,这里称毛泽东便是毛泽东,一般并不连称他的头衔。而这里的军民关系也很好,确是鱼水关系。他坦言,延安5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理想相当近的。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交谈
黄炎培关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律”的思考,是由来已久的。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他在成都作“中华复兴讲座”十讲,分析中国抗战形势,提出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其中第六讲便是关于“揭示民族兴亡周期律而抉破之”的演讲。在黄炎培看来,一个国家要想变强大,一方面靠全国人民的勤俭和努力生产;另一方面就是要不怕牺牲。同年8月2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将“抉破此民族兴亡周期律之不二法门”,进一步归结为“自强不息”。
所以,当延安访问即将结束,毛泽东问及他有何感想时,黄炎培坦陈多年来心中的远虑。他引用《左传》《礼记·中庸》等典章提出: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部历史,“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甚至“求荣取辱”都有,总之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中国共产党执政,如何能跳出这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对于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略作沉思,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回答,以及在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令黄炎培等人为之信服。他表示,用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回忆说,“我一辈子都在寻求着真理,一直未曾如愿以偿,而使我认识到可能是真理所在的,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交际处院内
黄炎培回到重庆后,有很多人不断问他延安的情形。在他看来,无论是出于朋友情谊还是家国大义,都有必要把在延安的经历如实报告给大家。于是,《延安归来答客问》很快就于7月24日脱稿,《延安五日记》也完成三分之二。此两稿连同访问期间所作的诗两首,取名《延安归来》。
《延安归来》以一名爱国民主人士的视角,介绍了一个真实的延安,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国民党多年来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无疑是个有力的揭破。与此同时,《新华日报》《国讯》等报刊及时跟进宣传,发布新书广告或予以连载。《新华日报》称该书“凡关心民主团结的人士值得一读”。《延安归来》遭查禁后,又于1945年10月由上海国讯书店再版发行,并被大连大众书店、辽北出版社、东北书店等多家出版单位翻印。随着《延安归来》的广泛流传,在全国产生巨大影响,给全国同胞和海外华侨展示了延安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风貌。
《延安归来》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是广大党员干部铭记革命历史、吸取历史经验、赓续红色基因的重要历史参考读物。旨在帮助广大党员回顾历史,回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生产生活状态,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作风,更加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