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女韩秀融14岁才第一次见到爸爸韩子栋为牺牲战友张露萍平反昭雪四处奔走肝癌晚期仍为“小萝卜头烈士基金会”马不停蹄工作“红岩烈士”宋绮云、徐林侠之子，“小萝卜头”...
长女韩秀融14岁才第一次见到爸爸
韩子栋为牺牲战友张露萍平反昭雪四处奔走
肝癌晚期仍为“小萝卜头烈士基金会”马不停蹄工作
“红岩烈士”宋绮云、徐林侠之子，“小萝卜头” 宋振中烈士之兄宋振镛，是国防战线的老兵，曾参与原子弹、核潜艇关键部件的科研工作，两获国家发明一等奖。笔者与宋振镛先生相识多年，十余次到家中采访。宋老平易直爽，急公好义，如今86岁高龄依然保持着澎湃的激情和火样的热诚。
谈起小说《红岩》中疯老头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同志，宋老有说不完的话：“韩老去世快3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萦绕。韩子栋同志平反后，我陪他几乎走遍了全国各地，作革命传统报告千余场，勉励广大少年儿童刻苦学习，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在他的倡导下，我除了配合他在广大青少年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之外，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关心青少年成长、公而忘私的革命精神。”
韩老的长女韩秀融、女婿周鸿老师的家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韩秀融，人很消瘦，患有“青光眼”，记忆力不好，说话略带口音。采访中，身为教授的老伴周鸿经常要复述并解释她说的一些关键的地方。
周鸿老师指着相册中一张老照片对笔者说：“这是我岳父1959年2月11日在贵州息烽赵立耕、张露萍等七烈士墓前的留影，这个墓是我岳父请当地农民修的……”
提起父亲 她的声音就会发抖
只要提起父亲，韩秀融的声音就会发抖。我明显感觉到，每一件有关父亲的事情，包括时间、地点和细节，她回忆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父亲的音容笑貌而非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于听者来说，这样的回忆显得凌乱、跳跃而费解，而对于14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的她而言，却是再正常不过的回忆了。
韩子栋长女韩秀融 夯石|摄
父亲去世的20年中，努力追忆父亲和她相处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成了韩秀融每天必做的功课。
韩秀融说爸爸一辈子受了那么多罪、吃了那么多苦，可他从来没有在精神上倒下过。“文革”中，他自己蒙冤多年，好不容易平反了，第一件事却是拖着病弱的身体四处奔走——为牺牲的战友张露萍洗脱特务罪名，“爸爸说这个人没问题，硬得很！”
1959年2月11日，韩子栋带子女在贵州息烽他被关押的牢房遗址前留影。左一为大女儿韩秀融。
1966年4月，韩子栋与长女韩秀融在歌乐山烈士陵园罗世文、车耀先烈士墓前。
韩秀融回忆说：“1934年11月，爸爸被关进监狱，1935年我才出生。爸爸逃出监狱后，吃饭、消化一直不行，幸亏我妈妈照顾得好。1950年，弟弟出生，1953年，又有了我妹妹。当时全家只有我爸爸一个人工作，经济上很困难。妈妈为了让爸爸养好身体，经常会买鸡给爸爸炖了吃，爸爸舍不得一个人吃，就借口鸡肉吃不完总回锅就不香了，改让妈妈熬汤，我们吃肉，他喝汤……”
岳父就是北京特科的人
当年，周鸿的父亲周科征与韩秀融的父亲韩子栋都是作为国民党内部的嫌疑犯被关进监狱的。两人结婚后，父辈的革命事迹乃至“文革”中同遭不白之冤的境遇将二人的心更紧地联结在一起。
韩子栋女婿周鸿 夯石|摄
周鸿介绍说：“2009年，《北京晚报》发表过一篇文章，披露了当年北京特科的一些情况：当时上海的中央特科因顾顺章叛变，面临极大危机，幸亏钱壮飞及时发出顾顺章叛变的情报，许多同志才得以转移。后来陈赓建立了北京特科，比一般的地下组织更加秘密，就是以我岳父负责的春秋书店作掩护。看了这篇文章才知道岳父就是北京特科的人，而我岳父自己都不知道他是北京特科的。岳父当年顺利打入蓝衣社（军统前身），后来被抓是因为出了叛徒，但这个叛徒并不认识他，所以他是作为国民党内部的嫌疑犯关进监狱的。‘文革’中，一开始说他是走资派，后来又说他是叛徒、特务，这很矛盾，特务怎么能是叛徒呢？后来改批他是冒充‘华子良’的假党员。‘林彪事件’后，岳父得以从被监管的状态中脱身，他请假回家，开始不停地写材料申诉。直到粉粹‘四人帮’后，我才将我爸爸和岳父的申诉材料通过熟人递到中央领导手里。后来他从贵阳跑到北京，我陪着他去中组部，住到中组部招待所，直到最终平反。”
要永远跟党走，绝不能变！
韩秀融和周鸿对父亲最深的记忆就是老人的无比坚强和坚定信仰。“爸爸跟我们说：‘哪一天我走了，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这个绝不能变！’这番话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老人非常朴素和节俭，比如说用水，他每天下午至少要走一个多钟头，这种锻炼对他意味着斗争——在牢里常年不见太阳，关节炎很重，为了锻炼好身体，准备越狱，他发明了在逼仄的牢房里走‘八字’，用走路的方式锻炼，他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夏天时锻炼回来常常一身大汗，但他永远都是用毛巾沾一点水擦擦身。平时发现掉在地上的东西，不论什么都要捡起来仔细看看，看能不能干什么用。我记得他仅在北京买过一双皮鞋，平时只穿布鞋。他酷爱读书，买书的钱从不吝惜，他不懂机械工业，又要管这块，于是大量购买这方面的书报刊。‘文革’后，他想写回忆录和小说，又买了大量文艺方面的书籍，去世后我才发现他列了很多书单。”
韩秀融长到14岁才第一次见到爸爸，14岁才上小学一年级。虽然在班里个子高，但学习非常吃力，韩子栋就非常耐心、认真地教女儿。“‘文革’那会儿，我记得有一次给在干校的爸爸送药，正赶上下大雨，我想和农场的女同志凑合住一宿，但人家不让住，我就冒雨往家走，心里害怕，可我一想起爸爸吃的苦受的罪，我立马就精神了，心想就是爬也要爬回家！那次回到家时都已经凌晨了……爸爸挨过一百多次批斗，被反剪双臂‘坐飞机’时，连造反派都互相提醒说‘慢点慢点’，怕他受不了。1968年，我到妹妹插队落户的贵州罗甸县，要把妹妹接走，那个地方太苦了……队长一开始要证明，我弟弟就把带的两个大饼给了队长的孩子，还抱着他玩儿，队长松了口，同意把户口给我，让我先把人接走，随后再把证明寄回来。我和妹妹住到县里的招待所，晚上睡觉时把裤子搭到蚊帐上，钱和户口证明放在裤子兜里，半夜小偷把钱掏走了，还好，户口证明给留下了，我这个急呀！天亮了，弟弟把身上仅有的钱给了我们，让我们先走。后来妹妹被一家土石方公司接收了，负责人说：韩老受那么大罪跑回来，怎么会是假党员！他的女儿，别人不要我们要！妹妹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考上了贵州医学院。一开始妹妹想报地质方面的大学，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身体都不好，还是学医吧。”
这是1984年8月18日，韩子栋75岁时在贵阳家中的全家福。前排右一为夫人王玉玲。
1991年韩子栋与夫人王玉玲在贵阳家中
回忆起父亲临终的日子，韩秀融泣不成声。“1986年，爸爸就查出肝癌，但没告诉他，放、化疗都没做。我一直照顾爸爸到去世。最后的半年，我们回到贵阳，因为我妹妹在贵州省人民医院，方便照顾。记得爸爸临去世前，还有单位请他作报告，我们都担心他的身体，不让他去，他却说：不能不去。”
肝癌晚期仍马不停蹄地工作
1984年，76岁高龄的韩老终于恢复了组织生活。但病魔再次摧残了他的健康，坐牢时得的肝病不时发作，腰病常使他躺下了起不来。他形销骨立，两眼更加深陷，每日的进食量少得可怜，血压只有80/60毫米水银柱高，经常头晕爬不起来……然而，韩子栋刚恢复工作不久就应宋振镛的邀请，参加了北京市宣武区少年宫举行的中国少先队建队三十五周年纪念活动。他的到会引起了轰动——“华子良还活着”“华子良又回来了”……韩老在北京的几个月中，不知疲劳地多次应邀去学校、工厂、机关做革命传统报告，介绍罗世文、车耀先、江姐、许晓轩、小萝卜头等烈士在狱中的英勇斗争事迹……
韩老和宋振镛商量说：“小萝卜头的事迹很特殊，他被捕时只有一周岁，牺牲时年仅九周岁。他整个一生都是在暗无天日的人间魔窟里度过的，他缺乏营养，还要忍受特务的打骂，长期的狱中生活使他成了一个脑袋大、身子矮的畸型孩子。在难友们的关怀下，他又是一个聪明、机智、思想成熟的孩子。小小的年纪还承担了地下党布置的小交通员的重任，在狱中做了很多成年人难以完成的革命工作，他的事迹是没有先例的，在国内没有，在国外也没有。这正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小萝卜头的事迹是党的宝贵财富，它既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但你是他的亲哥哥，我是他的老战友，我们都有义务宣传他的事迹，让成千上万的中国儿童学习他，从他的事迹中受到鼓舞，从小树立为祖国建设而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于是，韩老发起成立了“小萝卜头烈士基金会”筹备处，在他的努力下，小萝卜头烈士塑像先后在首都北京、烈士家乡江苏邳州市落成。韩老亲自主持了这两处的落成典礼，并为塑像揭幕。韩老还为基金会起草了章程和报告。
正在这时，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发表了。韩老看到异常兴奋，他说“党中央已经注意到对少年儿童的教育了。”小平同志的讲话更加鼓舞了韩老发起成立“小萝卜头烈士基金会”的信心和勇气。90岁高龄的帅孟奇阿姨、王光美阿姨，还有人大副委员长朱学范、孙起孟等老领导、老同志明确地跟韩老讲：“你组织小萝卜头基金会，我一定参加。”
当年，韩老的另一个想法是等待基金会成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用集资的办法在北京筹建儿童乐园，把从古到今的少年儿童英雄事迹、典故、诗词用雕塑、碑文、展览等形式展示给广大青少年，像曹冲称象、孔融让梨、司马光砸缸、曹植的七步诗以及近代的爱国小英雄……
4年后，宋振镛应邀参加北京市政府在朝阳区举行的“红领巾公园”落成典礼，他看到韩老的心愿终于变成现实：小萝卜头烈士、草原小姐妹、刘胡兰、赖宁等13尊少年英雄人物塑像屹立在昔日的烂泥塘如今的“儿童乐园”中……
据宋振镛回忆：正当韩老为成立小萝卜头基金会而不断努力时，经两家医院确诊，发现他的左肝上有一个恶性肿瘤，而且已经发展到鸡蛋那么大。韩老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经过会诊，医院决定为他尽早手术，切除肿瘤。此时，韩老再一次站在了死神面前……“手术非常成功，韩老的左肝被全部切除，医生估计类似的病人一般只能维持三年，而且还要很好的疗养和休息。韩老根本就不管什么疗养——三年的时间，够了！他说自己还能做很多事情。他委托原煤炭部副部长孔勋同志继续筹办成立‘中华小萝卜头基金会’，由孔勋任会长，韩老任名誉会长，推举我继续担任秘书长。之后，他又委托原船舶工业部离休老干部齐新华同志继续筹办。”宋振镛回忆说。
在养病期间，韩子栋一天也没有休息，他不顾子女、亲友们的反对和医生的再三劝告，继续为儿童教育事业呕心沥血。1992年初，韩子栋因过渡疲劳，病情严重恶化，肝癌肿瘤增大到12厘米，并扩散到肺部。病情的发展使他迅速削瘦，不时地咳嗽、发烧、腹泻，腹部明显地鼓胀起来，同时肝浮肿、进食困难……韩老再一次住进了医院。大夫告诉家属，癌细胞已转移扩散到全身，病人是很痛苦的。宋振镛眼看着韩老拿报纸的手不停地颤抖，蜡黄的额头上不断渗出虚汗，韩老连下床走动都感到困难了。
1992年4月17日，临终前一个月，韩老还在病床上坚持学习
5月17日，在韩老生命的最后时刻，辽宁省长途电信传输局孙局长听说他病危，专程从沈阳赶来贵阳看他，当他看到已是皮包骨头的韩老时，怎么也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年前长途跋涉应邀前往沈阳和大连给他们做过多场报告、大家永远不能忘记的“华子良”原型，他鼻子一酸，泪水夺框而出。韩老安慰他说：“你不要难过，我会好起来的，多少次难关不是都闯过来了吗？我还要参加重庆11-27烈士纪念活动；重庆巴县冬笋小学的孩子们还要听我讲故事呢……我还要再干几年，在全国多建一些小萝卜头塑像……”
1992年5月19日凌晨，一直处在弥留状态的韩老，突然睁开双眼对女儿说：“我觉得有点饿。”两个女儿喜出望外，小女儿就近买来了蛋糕，韩老看了看却没有吃。大女儿秀融见父亲嘴唇干裂，立即找护士冲了一杯葡萄糖水，给他喂了几勺，又不想喝了。他问女儿：“基金会怎么样了？”秀融忙告诉父亲：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北京市宣武区少年宫……都打电报来，希望他早日康复。当韩老听到重庆巴县冬笋小学全体少先队员来了信，他忙叫女儿给他读……韩老让女儿立即给孩子们回信。他还想说点什么，但嘴动了动，就又晕过去了。
13点35分，这位受人尊敬的铁打的硬汉、传奇老英雄，终于像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那最后发出的光焰，像绚丽的晚霞，永照人间！
宋振镛继续着韩子栋老人未竟的事业
作者：夯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