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美经贸磋商构建两国经济对话新形式_北京时间
中方代表团由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领，而美方代表团则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此外还包括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托德，农业部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副部长麦金尼，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麦卡普兰，能源部助理部长温伯格，财政部副部...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2019年1月30日至3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这是中美落实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人共识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自去年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举行的首次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轮磋商双方充分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议题，且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来看，双方均有达成协议的迫切愿望，不过，中美贸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双边经贸摩擦的复杂性和反复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贸磋商的长期性。
领导人外交助推经贸磋商重启
回顾过去一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历程，两国为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展开多轮经贸磋商，然而在磋商过程中，美方展现出其贸易谈判的进攻、强势和反复策略，为双边贸易谈判平添波折。2018年5月至6月，中美进行了三轮经贸磋商。在第三轮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不久，美国即正式宣布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双边贸易磋商也停滞不前。
在此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经济外交发挥重大作用，为中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并推动双边经贸磋商重启。2018年12月1日，两国领导人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举行期间进行会晤，双方达成停止加征新关税的共识，为双边贸易摩擦降温。
1月7日至9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这是阿根廷会晤后双方举行的首次面对面磋商。中方代表团由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领，而美方代表团则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此外还包括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托德，农业部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副部长麦金尼，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麦卡普兰，能源部助理部长温伯格，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等。
农业和能源是美方在第五次谈判中重点关心的领域，美方期望通过中方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制成品等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还涉及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问题。此外，双方还讨论了为未来协议补充完善执行机制的必要性。
在经过了两轮副部级的谈判之后，第六轮中美经贸谈判重新恢复为高级别经贸磋商，从而更为引人注目。中美均派出本国主要经济部门负责人或副手参与此次经贸谈判，显示出双方对领导人共识的重视，双方也就贸易平衡、结构性问题以及执行机制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从中美六轮经贸谈判可以看出，中方一直致力于通过磋商解决双边经贸争端，并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举措，继续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力度地扩大自美进口以推动贸易平衡发展。而美方最初相对更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此后更加关注结构性议题和执行问题。
美方内政压力加剧
自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开启关税保护措施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对双方国内经济均有影响，双方国内都有意愿和需求推动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协议，以增强双边经贸关系的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中美经贸磋商谈判议题同国内改革开放需求并不矛盾，中国愿意加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较为突出，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或将成为其重要外交成绩，将对其巩固其执政基础以及继续笼络选民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深，尽管2018年美国在减税等政策刺激下，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GDP增速、就业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均处于历史高位，但是美国股市、债市及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四季度以来，标普500指数较2018年高点大幅下挫;11月上旬以来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快速下滑，5年期和3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原油价格下跌至两年来低位。尤其是在贸易摩擦冲击下，美国股市大幅震荡加剧了特朗普的政策压力--特朗普将股市涨跌视为检验其政策效果的最佳指标之一。此外，减税政策也使得美国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已上涨2万亿美元，逼近2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由此引发债务上限危机甚至导致政府关门，此情况长期下去将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正常运转带来巨大损失。随着减税刺激效应减弱、海外经济体增长放缓等，美国经济也有放缓趋势，美联储、IMF等机构均下调了2019年美经济增速预期。在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际，特朗普也需要尽快同其贸易伙伴国加快谈判进程，增强市场信心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面临的执政压力也有所增加，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巩固其执政基础并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同特朗普展开有力"竞争"，"通俄门"调查进入新阶段使特朗普如鲠在喉，"修墙"计划受阻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创下新纪录，政府关门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超建墙费用(美国国会预算局分析政府关门使美国经济损失11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新低。伴随美国内政压力的增加，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取得一定外交成绩巩固其执政地位，除朝核问题之外，同中国达成一份"满意的"贸易协议也可为其执政及2020年大选赢得筹码。
总之，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减少对华贸易赤字，相反带来经济放缓风险，甚至导致美国经济"晴雨表"股市多次大幅震荡，这是分外看重经济增长的特朗普所难以接受的。而"通俄门"、政府关门等事件也影响了其执政基础，特朗普面临的2020大选形势也不容乐观。因此，美方对达成协议也存在客观需求。
尽管肇始于2018年5月的中美经贸谈判充满波折，今后也可能在坎坷中前行。但从积极方面来看，由"贸易战"而引发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会在中美之间构建一种新的经贸对话形式，并可能为新形势下中美两个大国重塑各自发展和两国外交关系提供重要"契机"，它是两国重新调整相处模式的一次重要"试验"。对于中国而言，在积极推动两国建设性贸易磋商、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也需在对美谈判中保持战略冷静、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确保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地位。
中方代表团由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领，而美方代表团则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此外还包括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托德，农业部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副部长麦金尼，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麦卡普兰，能源部助理部长温伯格，财政部副部...
参考消息网2月3日报道 2019年1月30日至31日，中美双方在华盛顿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这是中美落实布宜诺斯艾利斯领导人共识的具体措施，同时也是自去年7月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后举行的首次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此轮磋商双方充分讨论了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议题，且明确了下一步磋商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来看，双方均有达成协议的迫切愿望，不过，中美贸易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决定了双边经贸摩擦的复杂性和反复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贸磋商的长期性。
领导人外交助推经贸磋商重启
回顾过去一年来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的历程，两国为解决双边贸易问题展开多轮经贸磋商，然而在磋商过程中，美方展现出其贸易谈判的进攻、强势和反复策略，为双边贸易谈判平添波折。2018年5月至6月，中美进行了三轮经贸磋商。在第三轮中美经贸磋商结束后不久，美国即正式宣布将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双边贸易磋商也停滞不前。
在此背景下，两国领导人经济外交发挥重大作用，为中美贸易战按下"暂停键"，并推动双边经贸磋商重启。2018年12月1日，两国领导人在G20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举行期间进行会晤，双方达成停止加征新关税的共识，为双边贸易摩擦降温。
1月7日至9日，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经贸问题副部级磋商，这是阿根廷会晤后双方举行的首次面对面磋商。中方代表团由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率领，而美方代表团则由美国副贸易代表格里什率领，此外还包括首席农业谈判代表托德，农业部贸易和海外农业事务副部长麦金尼，商务部国际贸易事务副部长麦卡普兰，能源部助理部长温伯格，财政部副部长马尔帕斯等。
农业和能源是美方在第五次谈判中重点关心的领域，美方期望通过中方扩大对美国农产品、能源、制成品等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还涉及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结构性改革"问题。此外，双方还讨论了为未来协议补充完善执行机制的必要性。
在经过了两轮副部级的谈判之后，第六轮中美经贸谈判重新恢复为高级别经贸磋商，从而更为引人注目。中美均派出本国主要经济部门负责人或副手参与此次经贸谈判，显示出双方对领导人共识的重视，双方也就贸易平衡、结构性问题以及执行机制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从中美六轮经贸谈判可以看出，中方一直致力于通过磋商解决双边经贸争端，并不断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举措，继续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力度地扩大自美进口以推动贸易平衡发展。而美方最初相对更关注贸易平衡问题，此后更加关注结构性议题和执行问题。
美方内政压力加剧
自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开启关税保护措施以来，中美经贸摩擦对双方国内经济均有影响，双方国内都有意愿和需求推动中美经贸磋商达成协议，以增强双边经贸关系的确定性。对于中国来说，中美经贸磋商谈判议题同国内改革开放需求并不矛盾，中国愿意加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对于美国来说，特朗普政府面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压力较为突出，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或将成为其重要外交成绩，将对其巩固其执政基础以及继续笼络选民有重要意义。
一方面，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深，尽管2018年美国在减税等政策刺激下，经济基本面表现良好，GDP增速、就业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均处于历史高位，但是美国股市、债市及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四季度以来，标普500指数较2018年高点大幅下挫;11月上旬以来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快速下滑，5年期和3年期美债收益率出现倒挂;原油价格下跌至两年来低位。尤其是在贸易摩擦冲击下，美国股市大幅震荡加剧了特朗普的政策压力--特朗普将股市涨跌视为检验其政策效果的最佳指标之一。此外，减税政策也使得美国政府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已上涨2万亿美元，逼近22万亿美元。美国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由此引发债务上限危机甚至导致政府关门，此情况长期下去将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正常运转带来巨大损失。随着减税刺激效应减弱、海外经济体增长放缓等，美国经济也有放缓趋势，美联储、IMF等机构均下调了2019年美经济增速预期。在美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之际，特朗普也需要尽快同其贸易伙伴国加快谈判进程，增强市场信心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另一方面，特朗普面临的执政压力也有所增加，需要在外交上有所突破，巩固其执政基础并为2020年大选做准备。2018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占据众议院多数席位，同特朗普展开有力"竞争"，"通俄门"调查进入新阶段使特朗普如鲠在喉，"修墙"计划受阻甚至导致联邦政府停摆创下新纪录，政府关门带来的经济损失远超建墙费用(美国国会预算局分析政府关门使美国经济损失110亿美元)，特朗普总统的支持率也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新低。伴随美国内政压力的增加，特朗普政府需要通过取得一定外交成绩巩固其执政地位，除朝核问题之外，同中国达成一份"满意的"贸易协议也可为其执政及2020年大选赢得筹码。
总之，对特朗普政府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并未减少对华贸易赤字，相反带来经济放缓风险，甚至导致美国经济"晴雨表"股市多次大幅震荡，这是分外看重经济增长的特朗普所难以接受的。而"通俄门"、政府关门等事件也影响了其执政基础，特朗普面临的2020大选形势也不容乐观。因此，美方对达成协议也存在客观需求。
尽管肇始于2018年5月的中美经贸谈判充满波折，今后也可能在坎坷中前行。但从积极方面来看，由"贸易战"而引发的中美经贸磋商可能会在中美之间构建一种新的经贸对话形式，并可能为新形势下中美两个大国重塑各自发展和两国外交关系提供重要"契机"，它是两国重新调整相处模式的一次重要"试验"。对于中国而言，在积极推动两国建设性贸易磋商、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也需在对美谈判中保持战略冷静、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确保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