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和旗帜，就两个字，就是奉献。”——辛育龄
时间回到1972年，随着一次跨越太平洋的握手，美国总统尼克松及访华团的到来，标志着中美两国长达二十余年的隔绝对立局面，正式逆转。而就在这“改变世界格局的一周”时间内，尼克松访华团及记者在内的30余人，还特意要求参观了一场手术。
辛育龄的《记尼克松访华团参观针麻手术》中这样写道“手术前一天，我带领针麻手术人员和病人进入北京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接受针麻肺切除手术的是一位右肺上叶支气管扩张症患者, 预定在针麻下采用前切口做右肺上叶切除术。2月24日上午8点半, 黑格将军率领随团官员和美国新闻媒体共30余人, 到达医院。外宾首先提出要观看手术的全过程, 于是便让他们在手术前先同患者见面, 查看病人在手术前没有用任何麻醉性药物, 随即一同进入手术室。外宾非常认真查看病人的精神状态, 从病人接受针刺穴位, 捻针诱导到开胸手术。看到病人神志清醒, 平静无恙, 没有痛苦的表情, 便相互议论说，真是奇妙。”
手术画面通过卫星传回美国，瞬间，世人震惊了。人们难以想象，甚至难以理解，手术主刀医生会在患者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打开他的胸部，切下肺叶组织，全程麻醉仅靠一根针，而患者脸上却无半点痛苦，甚至手术后还能与外宾自如地交流。这台全身麻醉下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最终却仅用了72分钟！从此，一种被称为“针刺麻醉”的镇痛方法，和一位终将被众人所铭记的医者辛育龄，登上了世界舞台。
“针刺麻醉”的横空出世，不只治病，还关乎着冉冉升起的大国信心。建设中的新中国，面对着药品稀缺和外科麻醉体系尚未健全的双重困境，一大批成长于西方现代医学体系下的青年医者，如同辛育龄一般，借助古老的东方智慧寻求破解之道。他们将两种养分混合，以一种独创的麻醉方式催发了新中国外科手术的繁荣。
上面的照片拍摄于1938年，画面中的主人公极为特殊。那时抗日战争爆发，延安及晋察冀周边地区，竟有一位带着医疗器械和药品的加拿大籍医生常出现在战火的前线。在中国的674天，他穿梭在枪林弹雨里，抢救了无数伤员的生命。而少有人知的是，正是这位被世代中国人所铭记的“白大夫”，开启了辛育龄的医学兴国梦想。
“我们这个地方离前线很近。虽然当时和白求恩说，是不是我们靠前线太近了。白求恩说，我们要想多救几个兄弟，做手术抢救这些战士，越靠近前线越能多救。那一天下着大雨，快下午的样子，敌人很快就要从侧翼包围过来，正好有一个战士被送了过来，当时也不知道他是个连长。枪从旁边打进去，把他的腹壁给炸了个大窟窿，肠子都流在外边了。这时，警卫员又一次来传达贺龙的命令。命令白求恩一定要立即撤退，不退就抓下来。可白求恩正在给这位连长做手术，他坚持用煮开过的冷水把肠子周围大片的血迹洗干净，然后把肠子塞回去，把腹壁的伤口対起来缝合，再拿绷带把伤口缠好，这才和大伙儿一起转移。白求恩这个人，对自己非常严厉，却总是和病人心连心。他总是和我们讲，事忙先看病人。”
两人相遇时，辛育龄18岁，白求恩49岁，一个已考取保定师范学校，因无法容忍日军残酷暴行，毅然投笔从戎。另一个从地球北端的温哥华出发，在轮船上颠簸了十几个昼夜，穿越浩瀚的太平洋，长途跋涉、千里迢迢只为去往最需要他的地方。一起奋斗的日子里，辛育龄作为助手紧紧地跟在白求恩身旁，白求恩手术，他就帮着做伤员分类，白求恩上前线，他就跟在后面，用马驮着药品。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也分明看到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比如，医学的神奇，比如，医者的悲悯。
陪伴辛育龄12年的护工罗克新讲述道“辛老说那会儿白洋淀伤员也挺多，但是没有盐，鱼是不少，都是用湖里的水煮，煮过以后连汤带肉，吃到最后都咽不下去。白求恩也是勉强吃，后来辛育龄看到白求恩眼泡都肿起来了，他就自作主张，没让别人知道，用的是药用的盐，给白求恩盛鱼的时候加了一点。白求恩喝了一口了之后，就把碗放下了，他问这事是谁干的？后来追到辛院长头上了，说要枪毙他。白求恩说，我虽然是外国来的一个大夫，但这是给伤员们用的，你给我这一点点虽然不多，但有可能救一条人命啊。后来他把那个汤都倒进了伤员专门做饭的锅里，他倒那锅里搅了搅，自己又盛了普通人的饭。”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光荣牺牲。辛育龄没能见到白求恩生前的最后一面，这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但他哪里想的到，痛上加痛的事，竟又如疾风而至。那是一场穿越封锁线的攻坚战，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参战，又有多少人阵亡，几天后，回到战场寻找哥哥身影的辛育龄，看到了极为惨烈的一幕。哥哥横躺在路边，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少年时期。
过去的惨痛景象时常撞击着辛育龄，他把国难、家恨变为取不尽的动力和勇气，1939年，他正式加入共产党，立志为医学兴国付出一生。1942年，辛育龄经冀中军区选拔，前往延安，进入中国医科大学20期学习，从此踏上了医学的漫漫征途。
1956年，辛育龄自苏联学成归国，成为新中国首批胸外科博士。他放弃部队给予的优厚待遇，主动要求分配到中央结核病研究所，组建胸外科。在结核病研究所工作的26年中，他很少回城里与家人团聚，他谨记着白求恩的叮嘱“病人要紧”。
但辛育龄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将和对面的日本人坐上谈判桌，共同谋划中国人的健康。那是1982年5月，中央组织部调辛育龄担任中日友好医院第一任院长，代表国家和日方代表谈判，负责筹建这家大型现代化医院。
而矛盾主要爆发在医疗器械的选用上。辛育龄非常坚持，他说“影像诊断、放射治疗、检验设备和电镜等高端仪器要购置欧美的！”日方不同意，双方陷入僵局，眼看着日产的设备就要装配进医院，辛育龄决定，亲自走一趟，去访问日方的知名大医院和科研单位。他重点调研了日方医院的高端仪器，并仔细询问了产品产地和对应价值。最终统计出，日方医院80%的仪器皆为欧美产品。最后一次谈判，辛育龄将自己的走访结果和盘托出，现场一度陷入沉默，他看见没人说话，情绪激动起来，亲手撕开了结在心底的疤“你们对我们国家是有血债的，犯有不可饶恕的侵略罪行，我哥哥就是被你们日本侵略军杀害的。”
最终，新中国第一家大型现代国际综合医院建成，并顺利投入使用。现代化的大楼、宽敞的大走廊、全新的医疗设备、可搬动和折叠的床、中心供氧、齐全的中西医各科室、高级的干部病房和外宾康复部、ICU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但几个月后，辛育龄却辞去了院长的职务，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胸外科。
“因腰椎间盘增生，椎管狭窄，引起双脚麻木，跛行，多次摔跤。从2006年4月起，腰病加重，时常感觉腰痛。治疗后虽有缓解，但双脚的麻木感却越来越重，头重脚轻，感觉只能行走一二百米。今早上班因路不平绊倒，右腿皮肤受伤，越来越不稳了。今日门诊接收患者6例，收工！”
86岁时，辛育龄还在上台为病人手术，直到89岁那年出门诊后再也无法站立，他才极为不舍地离开了临床。如今，辛老已过百岁，有段时间神情恍惚，却常常回忆起过去，口中喃喃念着曾经失去的战友，还有记忆深处的白大夫。
“我始终以白求恩精神作为我一生的座右铭和旗帜，就两个字，就是奉献。”
——辛育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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