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郭玉璞一切为了病人

直到90岁，郭玉璞都不曾离开协和，离开他热爱的工作。他用一生，学着敬仰的师者，化身为协和人，奉守着“严谨、求精、勤奋、奉献”的信念，将“一切为了病人”的理念代代相传。如今，他决定将毕生积攒的病例汇编成册，以馈来者。

共和国医者丨郭玉璞一切为了病人

郭玉璞的一生，正如其名，美玉藏于石中，平和质朴，敛尽锋芒，现其莹润。

3月一天上午，天气微寒，窗外树枝却已有了新绿，郭老兴奋地向《医者》导演展示着他电脑中的珍藏品——各种大脑切片的照片，并回忆起标本主人的生前故事。在这样的对谈中，我们仿佛看到的不是一个9旬老人，而是一个少年的身影。时光也好似正飞速倒退。

“我小时候是在吉林省九台的一个农村长大的，上过两年私塾，到7、8岁以后，父母就把我送到城镇上的小学去念书。小学念书换了几个地方，正好赶上日本侵占中国，成立伪满洲国。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学校告诉我们，现在苏联已经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你们赶快回家，注意安全。所以我就坐火车回家了。在家里没几天，日本投降了。”—郭玉璞采访整理

“1948年，长春解放，正好这个时候兴山医大搬到长春建立军医大学招生，我报名参加考试，录取了，所以在1948年的冬天就入学了。”

“当时这个哈尔滨工程学院，哈尔滨铁路学院也去招生，我也去参加考试，也都录取了。但是我父母不让我去，不让我去远的地方，不让我离开家，所以在长春他们觉得近一些嘛，离家近一点。”

但郭玉璞最终还是选择了远走他乡。1952年10月，还未毕业的他被选入留苏预备班，前往北京学习俄文，就此进入了他人生中的主战场。

“要毕业了，接到通知，说让我到北京去留苏预备班学俄文。他们把我安排去留苏是学航海医学，这个专业我不愿意去。”

“我是很羡慕当医生的，在农村的中医大夫就很受尊重，学医我觉得也是好事，但是我学什么医，那时候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到协和，内科张孝骞主任来接待我们，最后把我分配到神经科。”

1953年8月，郭玉璞正式调入北京协和医院工作。此时的北京协和医院中，众多大师正以开拓者的姿态，勾画着新中国现代医学的版图，尝试独立完成一个个新兴分支学科的建设。这其中，就包括在当时国人认知中，尚属罕见的神经疾病，因发病病因不明，症状复杂多变，病灶难以定位而让医者倍感头痛。郭玉璞，正是在此时追随恩师许英魁，踏入了一个全新而艰难的领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通过大量病理尸检，中国医者开始不断打开认知边界，去探索疾病真相，寻求治疗方案。但由于大脑的结构复杂，一旦涉及神经疾病，仅在鉴别诊断一项，就常让医者止步不前。很快，神经科主任许英魁以及副主任冯应琨大举改进，用于辅助诊断的神经病理实验室和中国首个临床脑电图室相继建立。

年轻的郭玉璞经历着、感受着，他踌躇满志、意兴飞扬。然而一转身，他却又常常因患者得不到明确诊断而痛苦不已。

“冯教授在60年代就给我们讲过，北京市有一个姜氏三兄弟，这三兄弟十几岁得病，主要是上学记忆力差、学习成绩下降、头晕、发作性癫痫、发作性的肢体无力、脑血管病，最后到18、19岁的时候变成痴呆，逐渐加重不能学习最后死亡，老二是1970年10月在我们医院去世的，给他做了尸检，病理科教授看了以后说这是脑血管病，我说不是，临床不像。大脑皮层有6层，他是3、4、5层神经细胞坏变，1、2层是好的，6层是好的，所以我一个诊断是家族性或者移转性的多灶性脑软化灶或者是脑血管病，原因待查，可是这个没解决问题。”

此时，医学家们发现，通过尸检提供的病理标本并不能找到所有问题的答案。时间来到1978年3月31日，86岁的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在全国科学大会上发表书面讲话，号召老中青三代科学工作者打破陈规，披荆斩棘，迎来思想上的解放。这一年，郭玉璞50岁，当得知国外有病理活检技术时，他立刻感知到了自己的使命。

1981年到1984年，三年时间，郭玉璞先后赴澳大利亚西澳大学皇家帕斯学院神经病理科和悉尼大学神经内科实室，从事神经病理、周围神经病理和肌病病理研究工作。待回国时，上百份的研究资料和实验室设备，装满了他的行李箱。

郭玉璞带回国的不仅仅是先进的设备仪器，更有开阔的视野和最新的理念。在澳洲工作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线粒体脑肌病，这让他迅速联想到了姜氏三兄弟。然而过去的尸检缺乏线粒体证据，无法证明。郭玉璞始终心存疑虑，难以释怀。

“1993年初，这三兄弟姐姐的孩子来看病，脑电图检查以后呢，他们告诉我，这个外甥跟他舅舅类似的病，我一看，确实非常的像。我就动员他住院，做肌肉活检来进一步检查，但他母亲不同意。我说那我给用针穿刺吧，这样同意以后取肌肉做了电镜检查，果真发现线粒体异常，这就诊断明确了。1970年到1993年20多年了，可是大家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