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北六环外的江山老年公寓,2021年突然关门停摆。这家民办养老机构曾以“预存养老储备金、享受高额补贴”为名,吸引上千位老人预交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养老费用。然而,机构随后资金链断裂,老人们的毕生积蓄化作泡影。五年过去了,这些养老钱能否追回?老人的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交了上百万养老钱,养老院却关了?
“记者您好,我们的案子宣判了。”
近日,曾将半生积蓄投入江山老年公寓的杨女士(化姓)给记者发来消息,一审中,两名被告人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定罪量刑,但老人最想知道的——我的钱还能回来吗?判决书上没有答案。
位于北六环外的红湖江山老年公寓位置/红湖养老公众号
杨女士今年已经七十多岁,她所说的这起案件要从5年前说起。2021年的春天,北六环外,江山老年公寓的大门还开着,有老人已经察觉不对劲,悄悄走进了派出所。在此前一年,2020年,北京市民政局的公示信息中,这家养老院还是“二星级”养老机构。
图源:首都之窗
而在更早之前,这家养老院以“预存养老储备金享高额补贴”的名义,吸引了一个又一个把晚年托付出去的老人,有人掏空了存折,有人卖掉了房子。他们把几十万、上百万的养老钱交出去,以为换来的是一张安度晚年的入场券。
当时,李姓(化姓)老年夫妇告诉记者,他们把近300万拆迁款全部投了进去。回忆起这件事儿,两位老人的声音还在发抖:“人家业务员说,150万还没排上队呢。我一听,那咱就多交点,陆陆续续290多万就全搁这了。唉呀,后悔死了。”
她的老伴坐在旁边,忍不住老泪纵横,他拿出毛巾边抹泪边说道:“现在我们这样,特别无奈!”
2022年7月,“问北京”记者实地探访位于昌平区北六环外的江山老年公寓时,这家民办机构早已资金链断裂。在民政部门接管之后,对院内剩余的七十多名滞留老人进行了分流安置。
老人们被分批送走,可还有一个问题,始终没人能回答——那笔预缴的养老钱,少则十多万,多则上百万,还能追回来吗?
杨女士当时告诉记者,她交了20多万,虽然已经立案了:“可是立案我们看不到进展,他们怎么在给我们侦破?”
时隔四年,老人们过得怎么样?
时隔四年,“问北京”记者再次见到了杨女士。4月2日,西六环外,一处正在改造的老旧小区,小院里,新叶和红花刚冒出头,旧改工程的脚手架还没拆除。她拄着拐杖,从单元楼里缓缓走出来。比四年前瘦了一圈,背更弯了,步子也碎了。10多平方米的客厅里,靠墙立着轮椅、拐杖,还有两台制氧机。老伴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杨女士和老伴儿位于西六环外的家/记者摄
杨女士告诉记者,从2021年至今,90多位老人走了。当年在记者面前痛哭的李家老太太,也没能等到判决下来。“前两年,得了癌症。”杨女士说,人没了,闺女把老头接走了。“哪怕先给我们10%呢,把那些燃眉之急解决解决也行,困难的人太多了。”
判决结果出了,钱还没拿到
杨女士向记者出示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判决书显示:2012年至2021年间,两名被告人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以养老项目承诺返本高息为名,向社会不特定公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计4.9亿多元(其中复投9000余万元)。二人均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刑罚:被告人许某某获刑九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被告人陈某获刑十四年,与此前因同一罪名所判刑期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二十万元,二人依法需退赔各投资人的经济损失。
昌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刑事判决书/受访者供
可判决下来之后,日子并没有变好。“唉!判是判了!没了信心了我都。”说话的韩姓老人是当初交钱最多的老人之一,“现在没钱了,那400多万元都交到这老年公寓了。”
她向记者描述着如今的生活状态:“法院在昌平,我在丰台,一南一北。过去老伴开车带我跑去问问情况,现在我老伴得了帕金森,不能走了,车也卖了。”电话那头,她停顿了一下,“有时候半夜一想起来就睡不着觉,尽量不想。”
漫长的等待正一点点消磨着老人的希望。
老人们都盼着早日拿回养老钱/记者摄
一审判决后,两名被告人均提起上诉。
二审结果如何?钱还能不能追回来?杨女士翻出手机里的一段录音,是之前和经办法官的通话。记者梳理录音,提炼出两个关键信息:其一,被告人陈某二审维持原判;其二,另一被告人许某某的二审尚未完结,经办法官预计“不会太久”。法官同时明确,待许某某案二审裁定后,前两年已判决的案件将“一并移送执行”。
不过,从移送执行到财产评估、变现,再到实际发还,仍需时间。老人最关心的“何时拿回本金”,目前尚无时间表。经办法官表示,如果有进展会及时告知。
老人们的权益如何保障?记者多次联系行业主管部门昌平区民政局养老科。工作人员回应说:“老人曾来局里与领导沟通,具体内容我不掌握。局领导对此事高度重视,后续将继续与公安、司法等部门以及老人、家属保持沟通,加紧推进。”
就本案涉及的法律问题,“问北京”记者咨询了北京市志德律师事务所孙跃恒律师。对于老人最担心的“钱拿不回来”,孙律师坦言,法律上没有更快捷的办法。“因为目前至少被告人或者说犯罪的单位还是有资产的,法院查扣了一部分的房产和现金。老人的权益只能等待法院对这些款项、资产进行拍卖变卖处理之后,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受偿。”
不过,孙律师还提出一种可能的追偿路径。他解释,虽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构成犯罪,但若业务员为冲业绩提供了个人担保,依据法院现有判例,单个借贷所形成的担保行为仍可能被认定有效。老人可依据担保合同主张连带责任,这或将成为更有利的维权方向。
“之前有过类似情况,业务员为多卖业绩提供个人担保。按照法院现有判例,非吸虽构成犯罪,却是由多个单独的借款合同累加而成,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因此,就单个借贷及其所形成的担保,法院仍认定担保行为有效。如果受害人在签投资协议时有人提供过担保,那么他可以依据担保主张连带责任,这样更有利于债权实现。”
保护老年人权益,不只是法律问题,更是社会问题。除了老人自身要提高防骗意识,家庭、社区、政府部门、司法机关该如何协同配合,织成一张真正的安全网?孙跃恒律师从多个层面给出了建议。
“首先,子女要多关心自己的老人,法律所说的赡养老人,不光是经济赡养,还包括精神赡养;其次,社会层面要健全养老机构的准入机制,提高准人门槛;另外,街道、社区要组建日间照料所或养老所,提高公益性的养老服务,这样更有利于应对老龄化社会对养老的扶助需求。”
二审结果尚未尘埃落定,执行程序更需时日,但司法程序已迈出关键一步。期待在法院、民政等多方推动下,老人们能早日拿回养老钱,让司法的公正抚平岁月的伤痕。事件后续,“问北京”将持续关注。
记者丨亓玥
值班主编丨紫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