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彬代表保定铁路工会，出席了党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
“美哉自由，世界明星，拼吾热血，为他牺牲，要把强权制度一切扫除净，记取五月一日之良辰。”这是1921年5月1日，长辛店铁路工厂1000多名工人，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京汉路“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成立，举行示威游行时唱的《五一纪念歌》。领导这次游行的就是当时刚被选为铁路工人会委员的史文彬。
在长辛店二七纪念馆中，展陈着一份“史文彬在狱中的提审记录”。今天，丹丹带大家一起了解这位工运先驱的红色故事。
文物展示
史文彬在狱中的提审记录
史文彬是山东青城县人。1896年，他随父亲到济南以开小杂货铺谋生。1912年，史文彬考入长辛店铁路机厂当了一名工人。
1918年秋，史文彬从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听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阅读了学生们带来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劳工神圣》等宣传革命道理的文章。
史文彬
同年11月，毛泽东冒着凛冽的寒风，到长辛店铁路工厂看望湖南学生，并深入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曾和史文彬等工友们促膝谈心，宣传革命道理。毛泽东的话滋润着史文彬的心田，启发了他的阶级觉悟，他从此逐步明确了奋斗的方向。
毛泽东（旗杆交叉处右侧）与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员在长辛店合影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史文彬成为了工人中的积极分子，组织200多名工人到天安门前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初，史文彬参与组织的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4个多月后，入学的人多了，学校地方显得太小了，但工友们还是站着挤着也要听课。成立工会入会需要工人盖章，起初工友们不敢盖章，怕工头报复。史文彬大步走上前去，掏出图章第一个盖上。有了带头人，工友们有了信心，一拥而上全员盖了章。为了保护带头人史文彬，不让工头看出是谁领头盖章的，工友们挨个压着史文彬的章盖起来。5月1日，长辛店铁路工厂两千多名工人在共产主义小组指导下，在娘娘宫举行了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会上宣布长辛店工会（对外称俱乐部）成立，史文彬被选为委员长，并在大会上发言。邓中夏当天赶到长辛店祝贺，并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正定、济南等地也派代表前往祝贺。会后，工人们高举“劳工神圣”“八小时工作”等标语在大街上游行。
邓中夏
长辛店工会成立后，组织开展了“反工头”“斗监工”“撵厂长”、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生活待遇和劳工福利的斗争，使史文彬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政治上逐渐成熟。正如邓中夏所说：“无论按阶级成份，按觉悟程度，按为人的诚恳实在，史文彬都是最可信赖的一个人。”史文彬几次到北京大学找罗章龙、邓中夏谈申请入党问题。1921年秋，邓中夏在长辛店二仙洞介绍史文彬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第一名党员。在党领导的各项活动中，他一直坚决执行党的决议，无论是“八月罢工”还是“二七大罢工”，他都战斗在斗争的最前列。
1922年8月24日，罢工的笛声震荡着长辛店上空，工人们立即拥向娘娘宫，举行誓师大会。这阵势把洋人、厂长和大小工头们吓得龟缩在屋里不敢出来。俱乐部派出代表，率领几百名工人到北京找赵继贤谈判。赵继贤看到形势对他不利，便勾结北京宪兵司令，试图压服工人，但工人们不畏强暴，坚持斗争。赵继贤被迫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条件。
“八月罢工”时，工人代表驾驶轨道车前往北京谈判。
“八月罢工”的胜利，在北方各铁路沿线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从此，罢工的怒潮汹涌澎湃，席卷北方大地。
在全国罢工浪潮的影响下，京汉铁路沿线陆续成立了16个工会。1922年4月，由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发起，京汉铁路全线召开了第一次代表会议，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史文彬参与组织领导了这次会议。工人们的正当权益遭到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野蛮干涉，总工会成立那天，他派出军警阻拦与会代表，捣毁会议牌匾、对联，并冲进会场强制解散会议。吴佩孚的行径激起工友们的极大愤慨，总工会决定举行总同盟罢工，抗议军阀的暴行。2月4日，随着总工会一声令下，京汉铁路沿途的工人手持木棍、铁棒拥上街头，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京汉铁路大罢工。
作为罢工的指挥者之一，史文彬始终站在罢工的第一线，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带领工友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他蔑视敌人的威胁利诱，号召工友们“不自由勿宁死，不答复条件，决不复工”。
2月7日，罢工遭到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有40多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史文彬在北京长辛店不幸被捕。被捆押到保定，关进“保定军政执法处”牢房，带上脚镣、手铐，还以铁链锁住脖颈。敌军法处长审问史文彬等人：“为什么要罢工？受了谁的指使？”他们的回答说：罢工，完全是工人的自动，为着争自由，争人格！并不受任何人的主使和利用。史文彬、康景星等人挨了无数的皮鞭，并罚跪在铁尖上。
后来，由于党组织的营救，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声援，迫使吴佩孚于1923年6月将史文彬等人由军法处转到保定第二监狱。
1924年10月，全国各地革命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军阀内部分崩离析。冯玉祥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使曹锟、吴佩孚的北京政权迅速崩溃，中共党组织趁此机会从狱中救出了在二七罢工中被捕的史文彬等人。
1925年初，中共北方区委派史文彬、康景星、张士汉等跟随冯玉祥国民军的胡景翼部由北京南下，恢复京汉铁路沿线的工会组织，并抚慰伤亡工人及其家属。同年2月7日，史文彬代表保定铁路工会，出席了党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和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总工会副委员长，并任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
1926年2月，史文彬出席了党在天津召开的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会议，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后，被派往京汉铁路发放二七难友家属救济物资和款项。因工贼告密，他被捕入北京监狱，后被转到张家口监狱，判刑4年。后经张家口工会奔走，保释出狱。同年夏，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革命军时，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到达郑州，被派到铁道大队担任领导工作。铁道大队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国民革命军中成立的工人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史文彬带领铁道大队随国民革命军南下，在河南信阳地区和吴佩孚军队作战，取得了初步胜利。后来，国民革命军失利，向西北撤退。这时，史文彬等根据党的指示，转到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
1927年4月12日、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在白色恐怖下，史文彬根据党的指示，转入地下坚持斗争。1928年，史文彬率家人秘密到达上海，全家住在四川路一所小楼上，他出门就穿着长袍，戴着眼镜，手提一个藤包，勤恳地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摆摊卖毡帽头，有时则化装到武汉、东北等地去指导工运工作。同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史文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31年1月，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史文彬因反对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被开除党籍。从此，他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年夏天，史文彬化名史志清，带领全家秘密离开上海，坐轮船到青岛，又转济南，暂住亲友家中。他趁此时机，四处寻找党组织，谋求职业。由于当时山东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和职业均未找到，实在无奈，遂沿黄河乘木帆船返回故乡青城。青城县警察局认为史文彬来路不明，行迹可疑，将其抓去毒打拷问。史文彬坚不吐实，后经亲朋作保，才得释放出狱。生活的穷困潦倒和警察特务的严刑拷打，丝毫不能动摇史文彬坚定的信念，他无时无刻不在积极寻找党组织。
1940年，八路军清西分区部队在邹长、高苑地区活动。史文彬得知后，立即与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旅第三团政委李曼村取得了联系。经查询，党中央证实了史文彬的身份。1942年冬，史文彬在清河区委工作期间，突患疾病，入广北地区医院治疗，但因医疗条件较差、病情恶化而去世，时年55岁。史文彬去世后，中共清河区委负责人杨国夫等亲往吊唁，安排丧事，慰问家属，随后将史文彬遗骨葬入纯化镇烈士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