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播出的古装电视剧《太平年》则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还跳出了不少古装剧的“套路”，平添了几分厚重感。
看了太多的古装题材的电视剧作品，不自觉得会产生出“审美疲劳”。很多的古装剧，虽然反映了不同历史朝代，但不少作品其实是雷同的——不外乎将故事的焦点放在庙堂权谋、君臣斗智、后宫争宠、家族复仇、冤案昭雪等层面上。而近日播出的古装电视剧《太平年》则不仅让人耳目一新，还跳出了不少古装剧的“套路”，平添了几分厚重感。
的确，当一些古装剧仍沉溺于皇城一隅的权谋博弈与后宫争宠时，《太平年》以五代十国的乱世为画布，用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人文关怀，勾勒出一幅关于统一、责任与太平的壮阔画卷。这部作品在叙事上不落窠臼，将镜头对准乱世之中个体命运与家国命运的交织，通过钱弘俶（白宇饰）、赵匡胤（朱亚文饰）、郭荣（俞灏明饰）三位核心人物的命运抉择，彰显家国情怀的厚重质感，更以精准的镜头语言，让千年前的历史抉择具备了直抵人心的当代力量，在观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播出的某些古装剧，尽管其中也有很多的是精品，然而，这些古装剧往往局限于宫廷内部的权力倾轧，以君臣斗智、派系纷争为主要看点，格局显得局促。而《太平年》采用双线并行的叙事结构，北方线展现后晋至北宋的政权更迭与战乱惨状，南方线刻画吴越国的治理与抉择，两条线索交织出天下一统的历史大势。剧中钱弘俶的成长过程极具代表性，从耽于享乐的“九郎君”到面对生灵涂炭时的犹疑，再到心怀苍生的吴越王，《太平年》将叙事焦点从“小我纷争”转向“大我担当”。北上汴梁时目睹的“舂磨寨”食人惨剧成为他的觉醒契机——血磨盘的特写与百姓流离失所的剪影形成强烈冲击，这种侧写的残酷比直白展现更具穿透力，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乱世对生命的碾压。这种对底层苦难的凝视，也让钱弘俶“保境安民”的抉择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源于对生灵涂炭的深切共情。
与某些古装剧的“顽狭短局”相比，《太平年》的宏大叙事体现在对历史进程的全景式呈现。北方戈壁的苍茫与南方水乡的温润形成鲜明对比，镜头倾力让每一处细节都给观众留下触手可及之感：将士铠甲上的锈迹、衣料的草木染纹路、钱塘江口的船队灯火，都在视觉上构建出历史的真实质感。这种场景营造并非炫技，而是服务于主题表达——当钱弘俶站在吴越国的城楼上，望着境内安居乐业的百姓与北方传来的战乱消息，镜头在南北场景间切换，直观呈现出“分裂之痛”与“太平之愿”的张力。而这样的表达手法，不仅仅是钱弘俶一个人的彰显，剧中上至帝王的战略抉择，下至百姓的生存挣扎，都在全方位的视角中，让家国情怀不再是帝王将相的专属，而是每个个体对安宁生活的共同渴求。
这部剧打动人心之处还在于，作品没有将人物脸谱化，而是深入挖掘抉择背后的挣扎与担当。钱弘俶面临“纳土归宋”的抉择时，剧中用大量内心戏与群像戏展现其两难：一边是祖宗基业与吴越将士的忠诚，一边是千万百姓免于战火的可能，最终让他做出“舍一家一姓之荣，保千万生灵之安”的选择。这一抉择超越了权力争夺，成为“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统一”的历史创举。而赵匡胤继承郭荣未竟的理想，以“杯酒释兵权”的智慧终结武人乱政，郭荣“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壮志，都诠释了“太平”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有人以责任与牺牲去守护。这些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抉择，恰恰构成了《太平年》最动人的精神内核。
与钱弘俶、赵匡胤、郭荣等人相反，剧中对逆历史潮流者的刻画，更凸显了抉择的价值分量。后晋石敬瑭为夺权割让燕云十六州，向契丹称“儿皇帝”，剧中通过逆光镜头将其身影塑造成黑暗中的剪影，象征其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结局；吴越权臣胡进思专权乱政，最终众叛亲离，镜头也通过运用冷色调与紧凑的剪辑，展现其失道寡助的必然。这些历史人物的存在，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通过对比印证：唯有顺应统一大势、以苍生为念的选择，才能获得历史的认可与后人的敬仰。
电视剧《太平年》自开播后，就深深地吸引住了观众的眼球，其成功之处在于这部作品让古装剧回归历史叙事的本质。它不再满足于讲述孤立的权谋故事，而是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展现历史进程的必然。当钱弘俶、赵匡胤完成了“乱世到太平”的历史进程主题的闭环，这不仅还原了“纳土归宋”的历史意义，更让当代观众明白：太平从来不是唾手可得的，它需要勇气、担当与顺应历史大势的智慧。
《太平年》以独特的历史视角与人文深度，为行业树立了新的标杆。它证明古装剧可以不局限于宫闱秘事，而能承载更宏大的家国叙事；可以不依赖猎奇情节，而能通过真实的历史抉择与厚重的情感表达，引发观众的深层共鸣。这部作品不仅让五代十国这段被忽视的历史走进大众视野，更以“以史为鉴”的清醒，传递出对和平、统一与责任的永恒追求——这也正是《太平年》留给观众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李雄峰）
监制：张彪 翟涛 杨晓轩
编辑：夏茂平 毕明 车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