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校舍兴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后经贺龙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楼房，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下课。
“听说你原来的名字不叫蒋医民？”
“我看不惯国民党当官的，开诊所后，就把名字改成蒋医民，要为民治病。”
“共产党、解放军的官和国民党的官不一样，他们都是群众的一员呢！”
一番动员后，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担任眼科主任的蒋医民最终来到第七军医大学（现陆军军医大学，以下简称“七军医大”）工作。动员他的正是大名鼎鼎的共和国元帅贺龙。
时间回溯到1950年秋，在剿匪作战、进军西藏和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由于不适应高原气候，加上后勤供应困难，部队中的伤病员大量增加。在此情况下，贺龙等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在财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决定创建第七军医大学，即陆军军医大学的前身。
创建军医大学，不仅要有校舍，还得有一批高水平的医学专业人才。因此，在校舍兴建的同时，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贺龙指示西南军区卫生部部长周长庚等人，要他们带人在全军和重庆、成都等地物色人选。
“当时，重庆、成都两地算得上是人才济济，有真才实学、医术高超者确实不少，但许多人都开着私人诊所。”由于他们对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还不甚了解，因此对到七军医大工作也是犹豫不决。蒋医民就是其中之一，他曾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医院任眼科主任，上海医学院也曾慕名聘请他担任兼职副教授。抗日战争期间，他随中央医院内迁重庆，此后就留在重庆，并将名字由蒋俊儒改为蒋医民，开了一个“蒋医民诊所”。
有段时间，贺龙的眼睛常常无法控制地流泪，但一时又查不出病因，便派人去请蒋医民。蒋医民听说是给贺龙看病，心里就有点犯怵。但当贺龙亲自出门相迎并热情奉茶后，蒋医民也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截然不同的官员作风。蒋医民为贺龙检查后，表示需要动个小手术，但他又怕贺龙会发脾气。贺龙听后笑着说：“治眼不就是捅那么一下嘛！还能比子弹厉害吗？一个军人身上不钻几个枪眼儿都不算军人。”听完贺龙的话，蒋医民的顾虑也消失了，贺龙的眼病手术也顺利完成。后来在贺龙的真诚邀请和动员下，蒋医民加入了七军医大。
被贺龙感动的还有宁誉。宁誉当时是民国路70号咸临诊所的主治医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后出国留学。归国后，曾任同济大学医学院院长兼教授，在全国医学界名望很高。
贺龙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让西南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张步峰和李幼轩登门拜访。宁誉提出，希望学校能分配一栋房子，如果没有房子，就希望上下班有车接送。同时希望每天供应他一磅牛奶。
贺龙听后当即表示：“房子和汽车，人家自己原来就有的，到七军医大来，当然要给人家解决。牛奶，现在重庆供应困难，但你们七军医大要想法子保证供应。”后经贺龙批准，七军医大拨出专款为宁誉盖了一栋小楼房，还专门拨了一辆吉普车，接送宁誉上下课。宁誉很是感动，到七军医大就职后，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去了。
（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20年1月10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