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文物】延安鲁艺木刻——战地硝烟中刻就的经典_北京时间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部分套色木刻版画。今天丹丹和大家一起欣赏“红色艺术经典”，回顾鲁艺木刻版画的烽火丹青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热血美术青年奔赴延安，他们以艺术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的战争洪流中。木刻是抗战时期最为活跃且充满战斗力的一种美术形态，延安美术青年一方面继承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响应时代的召唤，用木刻表现血与火的抗战现实生活。以延安木刻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作品，诞生于前线的战壕中、陕北农家的窑洞里。延安美术青年用木刻表现了军民抗战的壮烈情景，以及火热的边区建设生活，他们的作品散发出时代特有的硝烟味和黄土地的尘土气息。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部分套色木刻版画。今天丹丹和大家一起欣赏“红色艺术经典”，回顾鲁艺木刻版画的烽火丹青路。
文物展示
保卫家乡（门画） 套色木刻版画
彦涵 1940年
34.5厘米×28.4厘米
保卫家乡（门画）套色木刻版画
彦涵1940年
36.2厘米×30.8厘米
1938年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响应党中央“到前线去，到敌后去”的号召，组织以胡一川为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团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11月工作团离开延安，年底到达太行山区。他们除了举办展览会，还采取创作连环画，为报纸刻插图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尽管离开延安，深入到了抗日前线，但刚刚创建的木刻工作团还没有摆脱木刻西方化的倾向。
1939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此后，鲁艺木刻工组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创作。
1940年初，为了利用春节的机会向根据地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团以战斗性和群众性为方向，开始筹备创作新年画。春节前夕，他们在武乡县关垴村创作完成了首批新年画一套八张。由于条件艰苦，这套新年画所用纸张是仅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有光纸，颜料是农村老百姓染布用的筒色，一经日晒极易褪色。新年画汲取了民间旧年画中的积极因素，如艳丽的色彩、热闹的画面等，采用写实手法，表现了崭新的革命内容，赢得了太行山区老百姓的喜爱。第一批年画是腊月二十三印制出来的。印制的当天，胡一川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摆摊叫卖。结果销路奇好，很快销售一空。老百姓有赶几十里地来买年画的，有直接到木刻工作团驻地来买的。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尝试得到朱德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彭德怀也非常喜欢这些年画，他写信给木刻工作团，高度评价了工作团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年画中，有24件套色木刻是1940年由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从延安带回来的。现为国家博物馆的一级藏品。这24幅作品有诸多精品。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的8张年画，全部由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加强军队建设等内容。由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广泛吸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构图简洁，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彦涵的年画《保卫家乡》，利用传统门画形式，表现根据地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生动场面。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大家养鸡增加生产》等，也是这批年画中的精品。
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套色木刻画）
杨筠 1940年
36.7厘米×31厘米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抗日战士服务。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木刻形式真实反映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崭新面貌，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木刻版画。
文物展示
人民代表（黑白木刻版画）
萧肃 1944年
19.3厘米×24.1厘米
延安的木刻艺术之所以走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其本质是适应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艺术趣味，以适应严酷斗争的需要。80多年前在战火中刻印的这些木刻，如今已成为抗战时期留下来的最珍贵的艺术作品之一。时光荏苒，在那些泛黄脆硬的纸片上，依然显露出刚劲的刀锋和色彩间凝固的血与火。
来源：京华丹心综合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部分套色木刻版画。今天丹丹和大家一起欣赏“红色艺术经典”，回顾鲁艺木刻版画的烽火丹青路。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一大批热血美术青年奔赴延安，他们以艺术为武器，投身民族救亡的战争洪流中。木刻是抗战时期最为活跃且充满战斗力的一种美术形态，延安美术青年一方面继承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的艺术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响应时代的召唤，用木刻表现血与火的抗战现实生活。以延安木刻为代表的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作品，诞生于前线的战壕中、陕北农家的窑洞里。延安美术青年用木刻表现了军民抗战的壮烈情景，以及火热的边区建设生活，他们的作品散发出时代特有的硝烟味和黄土地的尘土气息。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延安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的部分套色木刻版画。今天丹丹和大家一起欣赏“红色艺术经典”，回顾鲁艺木刻版画的烽火丹青路。
文物展示
保卫家乡（门画） 套色木刻版画
彦涵 1940年
34.5厘米×28.4厘米
保卫家乡（门画）套色木刻版画
彦涵1940年
36.2厘米×30.8厘米
1938年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响应党中央“到前线去，到敌后去”的号召，组织以胡一川为团长的“鲁迅艺术学院木刻工作团”，团员有罗工柳、彦涵、华山。11月工作团离开延安，年底到达太行山区。他们除了举办展览会，还采取创作连环画，为报纸刻插图等多种形式进行宣传工作。尽管离开延安，深入到了抗日前线，但刚刚创建的木刻工作团还没有摆脱木刻西方化的倾向。
1939年冬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文艺工作落后于生产斗争需要的情况，他拿出日本人利用中国传统的判官图制作的《神判》，指出敌人都在利用中国民间的传统形式做宣传，而我们的艺术却是“笔杆赶不上枪杆”，因此提出“笔杆必须赶上枪杆”的要求。此后，鲁艺木刻工组团决定采用民间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创作。
1940年初，为了利用春节的机会向根据地老百姓宣传党的政策，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工作团以战斗性和群众性为方向，开始筹备创作新年画。春节前夕，他们在武乡县关垴村创作完成了首批新年画一套八张。由于条件艰苦，这套新年画所用纸张是仅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有光纸，颜料是农村老百姓染布用的筒色，一经日晒极易褪色。新年画汲取了民间旧年画中的积极因素，如艳丽的色彩、热闹的画面等，采用写实手法，表现了崭新的革命内容，赢得了太行山区老百姓的喜爱。第一批年画是腊月二十三印制出来的。印制的当天，胡一川亲自带着这批年画去赶集，摆摊叫卖。结果销路奇好，很快销售一空。老百姓有赶几十里地来买年画的，有直接到木刻工作团驻地来买的。
鲁艺木刻工作团的这次尝试得到朱德等领导的高度赞扬。彭德怀也非常喜欢这些年画，他写信给木刻工作团，高度评价了工作团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贡献。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年画中，有24件套色木刻是1940年由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从延安带回来的。现为国家博物馆的一级藏品。这24幅作品有诸多精品。例如《抗战十大任务》的8张年画，全部由鲁艺木刻工作团创作，反映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创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政策，包括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建设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加强军队建设等内容。由木刻工作团团长胡一川创作的《军民合作》，广泛吸取了当地老百姓的意见，构图简洁，刻画细腻，人物形象生动传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彦涵的年画《保卫家乡》，利用传统门画形式，表现根据地军民拿起武器、保卫家乡的生动场面。杨筠的《努力织布，坚持抗战》《大家养鸡增加生产》等，也是这批年画中的精品。
努力织布 坚持抗战（套色木刻画）
杨筠 1940年
36.7厘米×31厘米
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抗日战士服务。延安的文艺工作者积极响应，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以木刻形式真实反映解放区军民的生产、生活和战斗，以纯朴稚拙的乡土气息和简洁有力的刀法，吸收民间美术的营养，形成有地域特色的解放区黑白木刻，创造了有中国气派、崭新面貌，同时令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木刻版画。
文物展示
人民代表（黑白木刻版画）
萧肃 1944年
19.3厘米×24.1厘米
延安的木刻艺术之所以走向大众化和民族化，其本质是适应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艺术趣味，以适应严酷斗争的需要。80多年前在战火中刻印的这些木刻，如今已成为抗战时期留下来的最珍贵的艺术作品之一。时光荏苒，在那些泛黄脆硬的纸片上，依然显露出刚劲的刀锋和色彩间凝固的血与火。
来源：京华丹心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