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王府井大街西侧，有一条看似平常的胡同却经常在一些影视剧中被提起，这里便是明代皇家特务机构——东厂的所在地。
东厂胡同，东起王府井大街，西止东黄城根南街，南与安居里相通，北与东厂北巷相通。全长319米，宽7米。明代属保大坊，称东厂，因明代此地设有特务机构东厂而得名。
明永乐年间，这里发生了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一个权倾朝野的机构在这里诞生。在此后的六百年间，一段段跌宕起伏历史故事在这里交替上演。
谈之色变 皇家鹰犬
永乐十八年（1420年）岁末，正值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的前夕，京城的营建工程已接近尾声。随富丽堂皇的宫殿官署相继落成之时，皇城东安门以北也建起了一座衙署。这便是后来令人谈之色变的特务机构——东厂。
明成祖朱棣
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朱元璋并没有重用宦官，且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其后建文帝朱允炆亦遵循了不用内臣的祖制。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宦官们大多在后来的靖难之役中投附了燕王朱棣。
靖难之役中太监归顺朱棣
明初这一场政治变迁，使得宦官的命运得到了一次重大转机。执役宫中的帝王家奴，突然步入了政治舞台，以特殊的身份成为皇权专制的鹰犬。永乐皇帝迁都后建立的东厂，与明朝相随至终，总共存在了二百二十四年。
据史料记载，东厂大门内为正厅，厅左有一小厅，内供岳飞像。大厅后有一砖影壁，壁上雕画着狻猊等神兽和狄仁杰断虎的典故。大厅西侧有一祠堂，供奉着历代掌管东厂宦官的职名牌位。东厂内还有一座刑狱，专门收押重犯。
东厂衙署院内竖一石碑，上刻“流芳百世”
明朝万历初年，司礼监太监冯保提督东厂，另建一处东厂衙门，称作内署，原建东厂为外署。新建起的东厂内署高悬一块横匾，上书“朝廷心腹”四个大字。
冯保画像
东厂头目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厂内人员称其为“厂主”或“督主”。初设时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后改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厂主”以下设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来担任，称“贴刑官”；再下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负责侦察缉访的是役长和番役，役长又叫“档头”，相当于小队长，役长下属番役数名，番役亦叫“番子”，或称为“干事”，由锦衣卫中挑选的精干分子组成。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就明白了，东厂并非很多人想象的全部由太监构成。除了掌事的头领是太监，东厂内部具体执行任务的都为正常人，且很多都是从锦衣卫中选拔进入的。
明代东厂令牌
东厂爪牙十五六万人，遍布全国，潜伏于各重要官署衙门及王公大臣府邸，严密监视文武官员的一言一行。平民百姓的动向，街头巷尾、茶楼酒肆的议论，统统在监视之列。
东厂厂主曹少钦（中）（《新龙门客栈》剧照）
东厂还设有独立于“三法司”的审讯机关和监狱。酷刑致死、秘密处决，东厂爪牙们在这里制造了一系列的冤狱。
东厂内审讯犯人的情景
明代的特务机构中，厂与卫是密不可分的。厂即东厂，卫即锦衣卫。厂卫是明成祖推行特务政治的左膀右臂。
在工作中，锦衣卫和东厂互不隶属，有相互协助的一面，但更多的是相互监督。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厂肩负着监督锦衣卫的职责，而且出任东厂厂主的太监都是皇帝心腹，并且可以自由出入宫禁，随时向皇帝奏事。而锦衣卫搜集到情报后，无权直接向皇帝报告，只能通过司礼监太监传达，所以第一时间能不能向皇帝奏报，或如何奏报，就要看司礼监太监的心情了。如果看到锦衣卫的奏报中有对太监或者东厂不利的往往都会压住不报或者直接驳回，因为东厂掌印太监往往由司礼监二号或三号人物出任，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自然是不会做的。
锦衣卫千户陆文昭向东厂厂主魏忠贤下跪请示（《绣春刀II》剧照）
因为处处受到东厂节制和打压，在大多数情况下，锦衣卫见了东厂自觉气焰矮了半截。所以东厂和锦衣卫的关系，逐渐由平级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在宦官权倾朝野的年代，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厂主甚至要下跪叩头。
“明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是后人对东厂的评述，将所有的过错全部归于宦官虽有失偏颇，然而东厂对社会秩序的扰乱，对国体的严重啃蛀却也是有目共睹的。下面，小志就给您介绍几个在东厂存在的二百多年间，曾权倾朝野的大宦官们。
阉党横行 朝纲蒙难
自阉入宫大权独揽
王振是明初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在私塾里教书。对于王振而言，科举这条荣身之路过于艰难，为求得功名，王振无奈之下自阉入宫。
王振画像
史称王振“狡黠”、善于伺察人意，入宫后深得宣宗皇帝喜爱，任他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英宗皇帝，这成为他后来权倾朝野的关键。明宣宗死后，英宗年纪尚小，宦官王振以严师自居，目中无人，独揽大权。
明英宗朱祁镇
王振一面结党营私，大力提拔那些溜须拍马之徒；一面残酷地镇压那些反对自己专权的人。王振不仅对内党同伐异，大耍淫威，对外也投机取巧，破坏边防，终于招致了瓦剌贵族的进犯。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蒙古族瓦剌部落首领也先遣使两千余人贡马，向明朝政府邀赏，由于宦官王振不肯多给赏赐，并减去马价的五分之四，没能满足也先他们的要求，就开始制造衅端。也先于同年七月，统率各部，分四路大举向明朝腹地进犯。
瓦剌部族领袖也先
王振视诸臣官的坚决反对于不顾，极力唆使年轻的英宗皇帝亲自出征，并在两天之内凑合了二十万大军，号称五十万，匆匆发兵。后来的土木堡之变，导致英宗皇帝被俘，二十万军队溃败，从征的百余名文臣武将几乎全部战死，王振也恶有恶报死于乱军之中。
土木堡事变中明英宗（中）被俘 （《女医明妃传》剧照）
王振死后，籍没其家产时，仅金银就有六十余库，玉盘百余个，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其它珍玩则不计其数，足见其贪狠之甚。
“八虎”之首 身受凌迟
明武宗正德年间，大太监刘瑾与其他七个宦官横行朝野，被后人称为“八虎”。
明武宗朱厚照
刘瑾诱使武宗皇帝整日沉迷于淫乐，瞒着武宗皇帝私自辞退老臣，安插自己的心腹亲信，擅自代皇帝批阅奏折文书等。在他独揽大权时贿赂成风，守卫边疆的将军出征打了败战，只要给他巨额贿金，不仅能够免罪，而且还会晋升。刘瑾的宦官专权统治使官吏堕落、朝廷更加腐败。
当时京城人闲谈起来，都说如今北京城里有两个皇帝，一是朱皇帝，一是刘皇帝；一是坐皇帝，一是站皇帝。
剧中以刘瑾为原型的刘公公（《太极张三丰》剧照）
刘瑾的专横霸道，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太监张永因与刘瑾争权而互不相下，及至正德五年四月，安化王朱寘鐇叛乱，明武宗命张永为提督，率兵平定。因这次出兵行动迅速，深得武宗皇帝称赞。在八月举行的庆功宴上，张永向明武宗密报，将刘瑾贪赃枉法等一干事实奏明，随后明武宗于当夜迅速将刘瑾逮捕，押解出宫，囚于菜厂。
刘瑾和张永 （《王明阳》剧照）
随后，下刘瑾于锦衣厂审讯，并抄了刘瑾的家。结果抄出黄余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其它珍宝无数。曾经风光无限的“八虎”之首，被处以极刑，凌迟处死。
“八千女鬼”祸乱朝纲
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亲兼提督东厂，代替明熹宗朱由校掌政，权倾朝野，人称“九千岁”。魏忠贤在政治上残杀异己，对人民肆意搜刮，为明末的危机埋下了祸根。
“九千岁”魏忠贤 （《绣春刀II》剧照）
魏忠贤目不识丁，却深谙政治斗争之术，通过根深蒂固的特务制度控制了全国。
魏忠贤列出了周密的计划，如历史上有名的《东林点将录》，将其政敌东林党人按《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将依绰号列史，进行打击与迫害。
《东林点将录》
魏忠贤让东厂这座活地狱的恐怖程度登峰造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是以民间流传着一首“八千女鬼乱朝纲”的民谣。百姓将魏字拆开，写作“八千女鬼”，比喻的也是十分贴切。
明思宗朱由检与魏忠贤 （《绣春刀II》剧照）
利用特务网实现的统治，一旦遇上政治颠覆，土崩瓦解之势也十分剧烈。当明熹宗之弟，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立即铲除魏忠贤及其阉党。不少士大夫以为看到了政治的曙光，但此时的明朝已到了“至末造而极之时”。千疮百孔的大明王朝不久后就走到了尽头，东厂这一权倾朝野的特务机关也随之迎来了末日。
大明王朝延续的二百多年间，东厂这一特务机构虽红极一时、权势滔天，但作为这个时代背景下的畸形产物，东厂自始至终都受到皇帝的直接控制。
两度易主 化身余园
明朝灭亡以后，东厂被废除，但其所在胡同的名称虽几经变更，最后还是沿袭了下来。
叶赫那拉·瑞麟
清乾隆年间，该胡同曾一度改名为东长胡同，镶白旗满洲军队曾在这里驻扎；道光、咸丰年间，东厂胡同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叶赫那拉氏，正蓝旗满洲人。历任太常寺少卿、礼部右侍郎等。咸丰十一年（1861年），管神机营事，后授两广总督，复拜文渊阁大学士。他把胡同的西部改建成富丽堂皇的宅邸，又在东部的空地上广植松柏和花草，修建起一座精巧园林，命名为“余园”。后来此园又经瑞麟后代的精心建造，园内景致更加别具一格。
瓜尔佳·荣禄
光绪年间，直隶总督荣禄从菊儿胡同搬迁进了余园。荣禄，瓜尔佳氏，正白旗满洲人。出身于世代军官家庭，以荫生晋工部员外郎。因为受到慈禧太后的青睐，后任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职。
余园内的假山青石
余园平面图
八国联军进京时，余园遭到破坏，但景色犹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荣禄将其女儿嫁给醇亲王载沣为妻，这一桩姻亲让他成为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外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辞世，一年后余园对外开放。
民国副手 淡泊从容
过了几年后，余园又迎来了新的主人——黎元洪。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与副总统。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袁世凯全票当选大总统，黎元洪当选副总统。
黎元洪
为了笼络黎元洪，袁世凯花费十万元，从荣禄后人手中买下了余园，送给了黎元洪作为官邸。但因政见不合，黎元洪在入住东厂胡同后，拒领副总统月俸，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
袁世凯
后来首任大总统袁世凯竟摇身一变成为“洪宪皇帝”，又于半年后在全国的一片抗议声中一命归天。待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致送奠仪，恰好也花费十万元，偿还了这一宅邸的房钱。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日军将东厂胡同改名为东昌胡同，并在余园里设立了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了东厂胡同的旧名。前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梁启超之子梁思永，史学家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等人都曾居住在东厂胡同1号，也就是原东厂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的郭沫若也曾在此办公。
胡适
邓广铭
郭沫若
现如今，当年的东厂、昔日的余园，变成了今天的东厂胡同1-1号，也就是现在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东厂胡同也早已成为普通市民的居住地。胡同东侧就是王府井大街，车水马龙，喧闹异常，忙于生活的人们行色匆匆，偶有寻觅历史的人驻足。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风云变幻，世事沧桑，这条胡同的每一寸土地都记录着跌宕而悠远的变迁。如今看似平凡的民宅大院，却在六百年间悄悄见证了不凡的历史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