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 | 红安革命家郑位三之女:父亲多谋善断,被誉为“小诸葛”_北京时间

红船 | 红安革命家郑位三之女:父亲多谋善断,被誉为“小诸葛”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接受大白新闻专访(视频/王学民)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谈到父亲革命事迹,眼眶泛泪(摄影/王学民)红安(原黄安县)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从中诞生的数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郑位三是一位特殊的存在。

红船 | 红安革命家郑位三之女:父亲多谋善断,被誉为“小诸葛”

【撰文/郝佳 统筹/刘姝蓉】郑位三,湖北省红安县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红25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新四军2师、5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曾被选为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接受大白新闻专访(视频/王学民)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谈到父亲革命事迹,眼眶泛泪(摄影/王学民)

红安(原黄安县)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从中诞生的数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郑位三是一位特殊的存在。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军功赫赫,德高望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未被赋予任何军衔和职务,却享受行政三级(副国级)待遇。

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郑位三 (供图/郑复康)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近日向大白新闻讲述了父亲丰富跌宕的革命斗争历程,以及其睿智而坚定的革命精神。

丰富跌宕的革命历程

1944年,左起: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 (供图:郑复康)

据郑复康介绍,郑位三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原名郑植槐,改名背后还有一段典故——他7岁进私塾读书,遇到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郑锡云,也是助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恩师。郑位三自小聪敏用功,善于思考,在16岁那年,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前身),老师非常高兴,遂给他改名为“位三”。

到武汉念书之后,他在青年运动领袖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投身于武汉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斗争中,并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马列主义小组)。

1922年,郑位三回乡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反帝反封活动。后办农民夜校,为农民运动崛起准备了革命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

1925年入党后,他与曹学楷、吴焕先等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后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郑位三处变不惊,果断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并让潘忠汝大队长把县农民自卫军完整地带上天台山。他派地下交通员分赴各乡,鼓励党员、农运干部等坚持斗争。当时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他一人,他顶住艰难重组县委,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

1929年春,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他又提出创造大别山脉之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终于在1930年春令这个构想落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其后领导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重返鄂豫皖,主持红二十八军改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新四军二师时,陈毅同志对于路东根据地的建设有很高评价,并认为:“这些当然与当时担任二师政委的郑位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

解放战争时期,与师长李先念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领导中原突围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办农民夜校,为红四方面军奠定基础

1937年,郑位三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在延安合影。左起:王宏坤、郑位三、徐海东、倪志亮。(供图/郑复康)

在郑复康的印象中,父亲生前很少谈及自己,关于父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她还是从刘华清、张劲夫、陈先瑞等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并深受震撼。

据她回顾,郑位三入党后,与董必武等党的工作组成员一道,为促进黄安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其一,他创办了十多所夜校,组织千余名中青年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扩大革命影响。其二,他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农民运动。其三,他与吴焕先、曹学楷等同志组建公开和隐蔽的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

农民夜校的创办,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郑复康激动地表示,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镇一成立,就迅速召集起3万多人, 其父作为宣传发动群众的骨干,功不可没。 郑位三的老战友郭述申曾向她表示:没你爸爸,红四方面军哪儿来的上万人!

郑位三在黄安革命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做出的巨大贡献,有一句歌词为证:“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这朗朗上口的历史歌谣,至今还在他的家乡流传着。

多谋善断,被称为“小诸葛”

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南商县会师时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郑位三、徐海东;后排左起:李隆贵、程子华、陈先瑞。(供图/郑复康)

据郑复康形容,其父郑位三身材高大,四方脸,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到三十岁就蓄起络腮胡,在部队里被亲切地唤为“位老”。她原以为父亲任职书记、政委居多,是名文官,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才得知他也是一位用兵如神的红军将领。

她骄傲地介绍,父亲打游击时,战略战术特别强,估计敌人行动特别准。她说,据开国中将陈先瑞叔叔回忆,郑位三在长征时期在陕南组建了红七十四师,以善于分析形势,准确判断敌情见长,战士们都说他“神机妙算”,是部队里的“诸葛亮”。神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位老根据周边地形和敌人分布判断,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果不其然,到了第9天,大部队前脚撤离,敌人就摸进了县城,刚好扑了个空。

她说,父亲的原部下丁国钰叔叔告诉她,位老打游击办法灵活多样,而且总能依据具体情况做决策。有一次,他们在山上,下面是条大河,河对岸有座镇子,他们现在镇子对面先以小部队诱敌出动,引得敌人追到山里,之后另一部队封锁河道,消灭了地方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机枪弹药,大大提升了装备。

丁国钰称,有位老坐镇指挥大局,大家的心里非常踏实,部队不但经常打胜仗,装备越来越好,战士有粮吃,有时还能吃上肉,因此位老深得部下的信赖和敬重。

不过位老的料事如神,其实与他爱做调查研究分不开。郑复康后来得知,父亲每到一处,常常通过拆信读报获取有用信息,还常与当地老乡、商贩聊天,掌握了很多情况之后,便能透彻分析敌情,做出准确判断。

多位中央领导了解了郑位三的行军指挥能力后,都对其给予高度认可。毛主席曾赞扬红七十四师的斗争工作:“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贺龙同志曾评价:“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与夫人“约法三章”的佳话

1958年,郑位三乘飞机在湖北省红安县上空看到了久别的家乡。(供图/郑复康)

据资料显示,郑位三在家乡曾经有一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曹茂云为躲避国民党兵的追杀,在一个山洞中冻饿而死。1942年,40岁的郑位三在龙岗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新四军总部卫生队蒲云同志结婚。

然而新婚不久,郑位三就郑重地跟妻子“约法三章”。他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作为丈夫,我应该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3个要求,你必须遵守!”

他说道:“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郑复康称,母亲蒲云听后立刻答应了,并牢牢地将这三条遵守下去,以至于后来家里的孩子都养成习惯,只要有客人来访,他们打完招呼就会主动回避。郑复康笑言,从小到大,她都没打听过家里来往的那些人是谁,具体是做什么的,因为“规矩”早已刻在了心中。

教导子女“一切靠自己”

1966年,郑位三与妻子蒲云及子女在北京。(供图/郑复康)

由于革命贡献突出,郑位三在党的“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之后,他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身体受损因病休养,未再担任任何具体职位,但在党的“八大”会上,仍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郑复康表示,解放后父亲的待遇定为行政三级,每月有400元工资,但全被父亲捐给了红安老区,但家中有五个子女,再加上接济的亲戚战友、烈士的孩子一共十几人,只靠着母亲一人的薪水,过着节俭的生活。后来在董必武夫妇的劝说下,父亲才把一部分钱用于家庭开销,但仍然继续接济红安的烈军属,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支援家乡建设。

郑复康表示,父亲生活里除了抽烟一项嗜好,再无其它任何物质要求,吃饭也从来不挑。平时的衣服一穿很多年,打上很多补丁也不在意。然而,衣着简朴的同时,父亲又很注重自己与家人保持外表整洁干净。她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王府井买书,哥哥想跟着去玩,穿着拖鞋就匆忙跑上车。父亲看到后怒斥了他,并将他轰下车。

提到父亲长期阅读的习惯,她微笑着表示,父亲若手头有一点结余,一定都花在买书上了。她说,父亲住在武汉期间,几乎把全城的书店买遍了,各类书能放两三间屋子,搬到北京时都搬不完。

在她眼中,父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没有答不上来的事。他对中外名人故事如数家珍,通晓政治历史经济,且往往有独到见解。此外,位老长久以来对马列主义书籍勤思苦学,还得来一个外号——小列宁。她深深记得,有一回自己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想了解文章出处,父亲不到一分钟就把那篇文章摆在她的眼前。

郑复康说,父亲曾教他们几个孩子练习毛笔字,赏析毛主席的诗词,还教给他们一些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比着背诗词。不过大多数时候,位老相信身教大于言教,对他们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她这样总结。

郑复康在邮政出版行业工作了数十年,她在工作上非常拼搏,父亲的学习精神和榜样力量,一直在无形中鼓舞着她、影响着她。【部分资料来源:《郑位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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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位三之女郑复康接受大白新闻专访(视频/王学民)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谈到父亲革命事迹,眼眶泛泪(摄影/王学民)红安(原黄安县)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从中诞生的数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郑位三是一位特殊的存在。

红船 | 红安革命家郑位三之女:父亲多谋善断,被誉为“小诸葛”

【撰文/郝佳 统筹/刘姝蓉】郑位三,湖北省红安县人,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红25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陕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政委、新四军2师、5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曾被选为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1975年,因病在北京逝世。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接受大白新闻专访(视频/王学民)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谈到父亲革命事迹,眼眶泛泪(摄影/王学民)

红安(原黄安县)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红色土地,从中诞生的数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郑位三是一位特殊的存在。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军功赫赫,德高望重;新中国成立以后,他虽未被赋予任何军衔和职务,却享受行政三级(副国级)待遇。

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郑位三 (供图/郑复康)

郑位三之女郑复康,近日向大白新闻讲述了父亲丰富跌宕的革命斗争历程,以及其睿智而坚定的革命精神。

丰富跌宕的革命历程

1944年,左起:陈少敏、郑位三、李先念。 (供图:郑复康)

据郑复康介绍,郑位三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原名郑植槐,改名背后还有一段典故——他7岁进私塾读书,遇到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老师郑锡云,也是助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恩师。郑位三自小聪敏用功,善于思考,在16岁那年,他以第三名的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甲种工业学校(武汉科技大学前身),老师非常高兴,遂给他改名为“位三”。

到武汉念书之后,他在青年运动领袖肖楚女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投身于武汉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斗争中,并参加了由恽代英、陈潭秋等创办的利群书社(马列主义小组)。

1922年,郑位三回乡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反帝反封活动。后办农民夜校,为农民运动崛起准备了革命骨干力量,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

1925年入党后,他与曹学楷、吴焕先等被派往黄安七里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后组织领导了黄麻“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一片白色恐怖中,郑位三处变不惊,果断将县委机关转移到七里坪,并让潘忠汝大队长把县农民自卫军完整地带上天台山。他派地下交通员分赴各乡,鼓励党员、农运干部等坚持斗争。当时中共黄安县委常委只剩下他一人,他顶住艰难重组县委,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

1929年春,以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业已形成,他又提出创造大别山脉之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终于在1930年春令这个构想落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1928年至1932年间,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初创时期,郑位三同志先后担任中共黄安县委秘书长、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和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等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郑位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留在根据地,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游击总司令,领导苏区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为保卫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4年11月,郑位三随红二十五军长征北上,其后领导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重返鄂豫皖,主持红二十八军改编,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在新四军二师时,陈毅同志对于路东根据地的建设有很高评价,并认为:“这些当然与当时担任二师政委的郑位三同志的工作分不开。”

解放战争时期,与师长李先念共同领导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领导中原突围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办农民夜校,为红四方面军奠定基础

1937年,郑位三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在延安合影。左起:王宏坤、郑位三、徐海东、倪志亮。(供图/郑复康)

在郑复康的印象中,父亲生前很少谈及自己,关于父亲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她还是从刘华清、张劲夫、陈先瑞等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叔叔伯伯口中听到的,并深受震撼。

据她回顾,郑位三入党后,与董必武等党的工作组成员一道,为促进黄安革命运动尤其是农民运动的发展,做出大量卓有成效的贡献。其一,他创办了十多所夜校,组织千余名中青年农民学习文化知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扩大革命影响。其二,他组织农民协会,惩办土豪劣绅,开展农民运动。其三,他与吴焕先、曹学楷等同志组建公开和隐蔽的农民革命武装,积蓄农村革命力量。

农民夜校的创办,为黄安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郑复康激动地表示,当年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镇一成立,就迅速召集起3万多人, 其父作为宣传发动群众的骨干,功不可没。 郑位三的老战友郭述申曾向她表示:没你爸爸,红四方面军哪儿来的上万人!

郑位三在黄安革命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做出的巨大贡献,有一句歌词为证:“董必武、郑位三,领导人民把身翻……”这朗朗上口的历史歌谣,至今还在他的家乡流传着。

多谋善断,被称为“小诸葛”

1937年1月,红七十四师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南商县会师时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郑位三、徐海东;后排左起:李隆贵、程子华、陈先瑞。(供图/郑复康)

据郑复康形容,其父郑位三身材高大,四方脸,眼睛炯炯有神,由于不到三十岁就蓄起络腮胡,在部队里被亲切地唤为“位老”。她原以为父亲任职书记、政委居多,是名文官,直到父亲去世以后,才得知他也是一位用兵如神的红军将领。

她骄傲地介绍,父亲打游击时,战略战术特别强,估计敌人行动特别准。她说,据开国中将陈先瑞叔叔回忆,郑位三在长征时期在陕南组建了红七十四师,以善于分析形势,准确判断敌情见长,战士们都说他“神机妙算”,是部队里的“诸葛亮”。神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红七十四师打下宁陕县城后,位老根据周边地形和敌人分布判断,决定部队就地休整8天。果不其然,到了第9天,大部队前脚撤离,敌人就摸进了县城,刚好扑了个空。

她说,父亲的原部下丁国钰叔叔告诉她,位老打游击办法灵活多样,而且总能依据具体情况做决策。有一次,他们在山上,下面是条大河,河对岸有座镇子,他们现在镇子对面先以小部队诱敌出动,引得敌人追到山里,之后另一部队封锁河道,消灭了地方一个营,缴获了不少机枪弹药,大大提升了装备。

丁国钰称,有位老坐镇指挥大局,大家的心里非常踏实,部队不但经常打胜仗,装备越来越好,战士有粮吃,有时还能吃上肉,因此位老深得部下的信赖和敬重。

不过位老的料事如神,其实与他爱做调查研究分不开。郑复康后来得知,父亲每到一处,常常通过拆信读报获取有用信息,还常与当地老乡、商贩聊天,掌握了很多情况之后,便能透彻分析敌情,做出准确判断。

多位中央领导了解了郑位三的行军指挥能力后,都对其给予高度认可。毛主席曾赞扬红七十四师的斗争工作:“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贺龙同志曾评价:“红七十四师在陕南坚持近两年的游击战争,位三同志的正确领导起了重要作用。”

与夫人“约法三章”的佳话

1958年,郑位三乘飞机在湖北省红安县上空看到了久别的家乡。(供图/郑复康)

据资料显示,郑位三在家乡曾经有一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曹茂云为躲避国民党兵的追杀,在一个山洞中冻饿而死。1942年,40岁的郑位三在龙岗期间经组织介绍,与新四军总部卫生队蒲云同志结婚。

然而新婚不久,郑位三就郑重地跟妻子“约法三章”。他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作为丈夫,我应该关心你,爱护你,但作为党的干部,我要向你提出3个要求,你必须遵守!”

他说道:“第一,公家给我发东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没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领导,同事或下级找我谈工作,你不要在场,更不要干预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义向公家多要东西。”

郑复康称,母亲蒲云听后立刻答应了,并牢牢地将这三条遵守下去,以至于后来家里的孩子都养成习惯,只要有客人来访,他们打完招呼就会主动回避。郑复康笑言,从小到大,她都没打听过家里来往的那些人是谁,具体是做什么的,因为“规矩”早已刻在了心中。

教导子女“一切靠自己”

1966年,郑位三与妻子蒲云及子女在北京。(供图/郑复康)

由于革命贡献突出,郑位三在党的“七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建国之后,他由于长期在艰苦环境下工作,身体受损因病休养,未再担任任何具体职位,但在党的“八大”会上,仍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郑复康表示,解放后父亲的待遇定为行政三级,每月有400元工资,但全被父亲捐给了红安老区,但家中有五个子女,再加上接济的亲戚战友、烈士的孩子一共十几人,只靠着母亲一人的薪水,过着节俭的生活。后来在董必武夫妇的劝说下,父亲才把一部分钱用于家庭开销,但仍然继续接济红安的烈军属,以及通过多种途径支援家乡建设。

郑复康表示,父亲生活里除了抽烟一项嗜好,再无其它任何物质要求,吃饭也从来不挑。平时的衣服一穿很多年,打上很多补丁也不在意。然而,衣着简朴的同时,父亲又很注重自己与家人保持外表整洁干净。她记得,有一次父亲要去王府井买书,哥哥想跟着去玩,穿着拖鞋就匆忙跑上车。父亲看到后怒斥了他,并将他轰下车。

提到父亲长期阅读的习惯,她微笑着表示,父亲若手头有一点结余,一定都花在买书上了。她说,父亲住在武汉期间,几乎把全城的书店买遍了,各类书能放两三间屋子,搬到北京时都搬不完。

在她眼中,父亲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就没有答不上来的事。他对中外名人故事如数家珍,通晓政治历史经济,且往往有独到见解。此外,位老长久以来对马列主义书籍勤思苦学,还得来一个外号——小列宁。她深深记得,有一回自己听说了斯大林的一句话,想了解文章出处,父亲不到一分钟就把那篇文章摆在她的眼前。

郑复康说,父亲曾教他们几个孩子练习毛笔字,赏析毛主席的诗词,还教给他们一些锻炼记忆力的方法。受父亲的影响,小时候他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比着背诗词。不过大多数时候,位老相信身教大于言教,对他们的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一切靠自己’”。她这样总结。

郑复康在邮政出版行业工作了数十年,她在工作上非常拼搏,父亲的学习精神和榜样力量,一直在无形中鼓舞着她、影响着她。【部分资料来源:《郑位三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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