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伦创作的《渡金沙江胜利歌》，李一氓创作的《安顺场怀古》等长征作品，描绘了红军与敌人生死较量的战斗场面。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会师陕北，宣告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敌强我弱的大背景下，红军长征能够取得胜利，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归功于红军的顽强拼搏，归功于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归功于领袖人物的战略指挥等。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充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让人民群众最充分、最全面、最真实地了解红军，支持红军，发挥了其他因素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
宣传标语和口号成为赢得人心的“黏合剂”
在长征路上，“红色宣传”遭遇重重挑战。油印小报刊困难，苏区时期行之有效的找人谈话、书报介绍，发展研究会、妇女会和农会等宣传手段难以推进。为此，党中央号召广大红军将士充分发挥“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发布告，贴标语，向沿途的群众宣传红军和党的政策。
长征中先后担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刘瑞龙回忆，他领导錾字队在天然岩石、房屋阶条、牌坊、石碑上篆刻下1.5万余条红军标语。正是这些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口号标语，展现出红军积极的态度和必胜的豪情，也精准地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使红军最大限度地争取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整个长征途中，仅给红军带路的向导就有近三千人，而参与为红军搭桥渡河、筹款筹粮、掩护伤员、传递情报、完成战斗任务等政治、军事目标的人民群众更是数不胜数。
优秀的文艺创作成为鼓舞红军士气的“兴奋剂”
长征期间，红军的“对内宣传”主要靠文艺创作完成。长征途中，涌现出一批气势磅礴、催人奋进的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犹如“兴奋剂”，鼓舞着红军战士舍生忘死、前赴后继地战斗。
长征开始时，随军的一千多名文艺工作者组成成百上千个宣传队、演剧队，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反映长征过程，尊重战争实际，并且洋溢着鼓舞士气、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憧憬希望的积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
文艺创作将时代要求与群众需要相结合。彭家伦创作的《渡金沙江胜利歌》，李一氓创作的《安顺场怀古》等长征作品，描绘了红军与敌人生死较量的战斗场面。黄镇创作的《长征画集》、陆定一的《金色的鱼钩》，真实生动地记录了长征中红军吃苦耐劳乐观积极的精神面貌。另外，陆定一和李伯钊共同创作的《打骑兵歌》，将打骑兵的要点编成歌曲，还结合李伯钊编排的《打骑兵舞》在部队中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针对性的民族政策宣传是促进民族团结合作的“融合剂”
红军长征沿途跨过了十一省，经过苗、瑶、侗、壮、土家、布依、彝、藏、回、裕固等少数民族居住区，得到各族群众赤诚相待和大力支持，这些都说明党中央和工农红军制定和执行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受拥护的，得民心的。1935年5月，根据中央的精神，陆定一撰写了一份布告，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这就是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六字一句，一韵到底，通俗易懂，不仅揭露了四川军阀的罪行，而且准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宗旨、任务、政策和纪律。这与之后发布的《藏区十要十不要》《回区十要十不要》等布告一起，严格红军纪律和行动，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自由，不仅有助于沿途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并认同党的民族政策，而且在动员群众、壮大队伍、对敌统战、赢得支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转自《中国组织人事报》2020年1月13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