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 在琉璃河遗址核心区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研究。
《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大致方位就在燕山脚下，即今天的北京西南方向。史记中记载的燕国都城到底在哪里？考古学家一直没有找到强有力的实物证据，直到琉璃河遗址被发现和发掘。考古证实，琉璃河遗址距今逾三千年，是西周时期燕国的都城和始封地。这里也是目前北京地区可追溯的最早的城市文明源头，被誉为“北京城之源”。
琉璃河遗址20世纪40年代被首次发现，经过科学发掘，发现了西周古城、高等级墓葬、宫殿建筑区、手工业作坊遗存等，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这座古城规模宏大，据可考的城墙分析，古城面积比故宫略小六分之一，遗址总面积大概是天坛公园的两倍多。
自2019年起，时隔近20年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等多家单位，重启新时代琉璃河遗址的考古与研究工作。工作运用更多科技手段和多学科合作方式，对核心区和墓葬区开展了大面积的区域调查和系统勘探，新勘探出各类型遗迹数百处；还对城内的小型地面建筑、居址等进行了发掘，有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发现”：首次在城内发现结构清晰、内涵丰富的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
发现成规模夯土建筑基址
在琉璃河遗址核心区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在对发现的夯土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研究。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琉璃河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王晶告诉记者：“西周时期的城市区、墓葬区并存的遗址不多，加上琉璃河遗址‘燕国始封地’的特殊地位，使得琉璃河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具有代表性与重要性。”
借助三维测控网和考古信息系统，考古队对遗址核心区和墓葬区开展了大面积的区域调查和系统勘探，包括约20万平方米的重点勘探、约45万平方米的抽样勘探，新勘探出各类型遗迹数百处，进一步厘清了城址区的空间结构，加深了对墓葬区分布的认识。
现场，王晶指着一间“土屋”告诉记者：“这处成规模的夯土建筑就是此次考古的新发现。目前揭露范围东西长约28米、南北长约26米。夯土建筑基础最厚处达1.62米，为分块逐层夯筑，夯层厚约8厘米至12厘米，夯筑质量较好。”在王晶的指点下，记者看到夯土基础上还保存有多组墙体和若干柱洞。墙体最高处残存0.91米，厚约0.4米。
高约两米的西周夯土层已被考古人员逐层做好标记。在西周遗址上方从下往上看，依次是战国—汉代文化层、唐代文化层、金元文化层、明清文化层直至现代耕土层。王晶指着一层厚约两三厘米的灰色层面说：“这种形如‘千层饼’的结构，就是古人在屋内反复行走、踩踏形成的。而另一些颜色泛白的层面则是特意铺垫的。经过我们细致辨识，可见这一夯土建筑基址至少历经了4次废弃、再利用的过程。”
王晶表示，基址建造年代不早于西周早期，废弃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时间跨度较大。这一基址结构明确、层次清晰、等级较高，符合西周早期诸侯国的等级地位，不但印证了文献中关于“周初封燕”的史实，更为研究早期国家治理水平和等级制度提供了新材料。
“洗出来”的植物种子
遗址新出土的文物也颇有看点。王晶指着一件修复好的陶鬲说，“3000多年前的琉璃河先民就是用这个做饭的。”
自重启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以来，考古队还对城内的小型地面建筑、居址等进行了发掘，对城址南侧大石河摆动范围进行了调查，系统认识了大石河摆动对南城墙造成的破坏。出土青铜环首刀、铜箭镞、玉玦、绿松石及石器、骨器、陶器等遗物数百件，表现出燕、周、商多种文化因素特征，体现了琉璃河遗址所代表的燕文化浓厚的地方性和复杂性。
“这件青铜环首刀，刀刃比较锋利，我们推测它是有实用价值的，比如切割食物或削竹简。”王晶告诉记者，当时的文字是写在竹简上的，如果写错了，就要用刀把原来的字削掉，再予以更正，所以古时执掌文案的官吏也被称为“刀笔吏”。
“还有这个陶片上的附加堆纹，就体现出本地特色。”王晶指着出土于2019FLG9TG2H3号灰坑的陶片说，“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礼器反映出，周初分封此地后，周人对燕地建立了有效的统治。部分日用陶器体现出土著居民接受了中原礼乐制度的同时，还保有一部分当地文化特色。琉璃河遗址以其丰富的遗存、完整的格局实证了周文化与当地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这正是燕文化的由来，也是燕地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动力。”
在考古现场，陈列的植物种子引起了记者的兴趣。这些种子在当时大多经过火烧，已炭化成黑色，但通过科技考古技术，依然可以清晰辨别出粟、黍、小麦、大豆、大麦等农作物种类。当时燕地百姓的食谱以粟和黍居多，也就是小米和黄米，说明燕地是以北方旱作农业生产生活为主，与周文化中心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是一致的。
找到这些种子颇费了一番工夫。“我们会在现场收集土样，土中会有一些炭化的植物遗存，这些炭化的部分可以通过层层筛选找到，整个过程相当于‘洗土’，那些比较轻的种子就会浮到水面上，再借助显微镜，把它们一个个挑出来。”王晶表示。
据介绍，这些遗物表现出中原旱作农业生产方式与出土器物中北方草原特征，体现出琉璃河遗址是早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的重要桥梁，也从侧面印证了周王朝强大的文化传播力与政治影响力。
未来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
今年，《琉璃河遗址保护规划（2020-2035年）》正式发布，描绘了未来15年琉璃河遗址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细节。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从7.1平方公里增加至11.6平方公里，保护区划包括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环境控制区，总面积约1729.7公顷，在建设控制地带西侧新划定环境控制区，总占地面积274.1公顷。
特别的是，这里将建设以体现琉璃河遗址的历史文化价值为核心，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由遗址本体、环境和遗址博物馆群组成的特色鲜明、主题明确的反映西周时期燕文化特色的考古遗址公园，促进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弘扬。
“今年，我们再度获批了国家文物局的发掘执照，将进一步对城内遗迹进行发掘。”王晶表示。
未来，考古人员还将通过考古信息系统、三维地理模型、田野考古数据管理系统等，加强琉璃河遗址的布局与分布研究，将遗址功能区细化，厘清琉璃河遗址商周时期内的聚落结构；对琉璃河西周墓地范围与内涵加以扩充和细化，丰富墓葬材料。
“我们还将开展多学科综合研究，包括出土文物科技分析研究、冶金考古研究、陶器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研究、人类学研究、植物考古研究、动物考古研究，进一步从考古学视角观察西周燕国始封地的地缘、环境等因素，以及琉璃河遗址背后的社会生活图景。”王晶说。
琉璃河遗址发掘大事记
1945年 文物工作者根据地表散落陶片，首次发现琉璃河遗址。
1962年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对遗址作了小规模试掘，是为琉璃河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的肇始。
1972—1978年 基本明确琉璃河城址范围、城墙的建筑结构和始建年代。发掘了西周墓葬61座、车马坑5座。其中，带有“匽侯”铭文青铜器的发现，证明琉璃河地区就是早期燕国都邑遗址。
1981—1986年 琉璃河考古队对遗址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前后共发掘大、中、小型墓葬200余座，获得出土遗物数千件。
1983年 大型墓葬M1193出土了精美遗物200余件，其中“克罍”“克盉”两件长铭文青铜器，证实了《史记》中“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的记载。
1995—1997年 考古队对琉璃河城内居址进行发掘，首次发现带有“成周”的卜甲，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要材料。
2001—2002年 配合遗址附近村落搬迁，进行部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24座，丰富了遗址非核心区的材料。
2019—2020年 考古队对遗址进行重点勘探，面积约20万平方米，揭露西周时期房址2座、烧灶2个等，出土青铜环首刀、玉玦、绿松石及石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