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与哲学、诗歌、艺术——总之与人类一切高贵的精神性创作——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如果不认识、不理解或者不愿意接近那些在风中流亡的思想家、艺术家，恐怕永远无法真正读懂哲学、诗与艺术。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我有一部文集的书名就是《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更是因为我一直关注着在遥远过去和今天遥远地方的那些流亡诗人与艺术家。
流亡与哲学、诗歌、艺术——总之与人类一切高贵的精神性创作——有着血肉般的联系，如果不认识、不理解或者不愿意接近那些在风中流亡的思想家、艺术家，恐怕永远无法真正读懂哲学、诗与艺术。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我有一部文集的书名就是《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更是因为我一直关注着在遥远过去和今天遥远地方的那些流亡诗人与艺术家。
李公明 《在风中流亡的诗与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李工真 《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法]卢瓦耶《流亡的巴黎 ：二战时栖居纽约的法国知识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流亡中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5年至1871年的欧洲流亡岁月中，在贫困、忧患和失去亲人的痛苦生活中，创作出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伟大作品——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以及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1851年，流亡伦敦的卡尔·马克思受邀作为海外通讯员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每篇稿酬一英镑。马克思很愿意接受，他请恩格斯先撰写一篇关于德国革命的文章作为开头，从1852年下半年起开始自己来写，十年里差不多每周一篇，总共在《论坛报》发表了487篇文章，其中大约有1/4是恩格斯写的。
马克思流亡伦敦30多年，恩格斯在写给他的信里说“流亡是一所学校”。但是，据说马克思并不怎么喜欢这所学校，他曾经说流亡政治是“一所学习丑闻和平庸的学校”。马克思所处的那个19世纪政治流亡者的世界是这样的：尽管胜利的前景渺茫，却还要在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夺取领导地位，要学会辨别哪些是专制政府派出的密探，揭穿他们的阴谋。马克思的朋友圈大部分也是流亡者，那些地下革命者、国际主义者和不安分守己的人。马克思的家成为朋友圈聚会的中心，他在贫困中总是还要考虑如何支持和招待那些生活更不稳定的流亡朋友。流亡中的马克思一直迫切地期待欧洲大陆重新爆发革命。
40多年前读大学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曾讨论过这个问题：当1871年巴黎公社惨遭镇压，“国际”继而解体，马克思内心的愤怒、焦虑与失望恐怕不是我们容易想象的。正如埃德蒙·威尔逊所说：“他们总是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就是迫使他们流亡国外的那个政权被推翻，而他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1883年3月14日午后，马克思坐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书房里的椅子上去世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可能就是结束流亡、回到家园的憧憬？
几乎所有的流亡都始于反抗，流亡是反抗者的墓志铭，反抗最后可能产生反抗美学。反抗、流亡、美学，流亡者的墓志铭美学，永远是美学史、艺术史上最悲怆、最感人的旋律。自从1789年大革命之后，全世界青年人投入的所有抗争都离不开“自由还是专制”的抉择。在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以及1871年巴黎公社，都是以青春生命在街垒、硝烟和战火中谱写的“青春之歌”与“自由颂”。少年诗人兰波为公社写了《巴黎战歌》等诗歌，公社惨遭镇压的时候他写信给中学老师伊桑巴尔说：“我一腔狂愤，心向战斗的巴黎，众多劳动者正在那边死去……”在1871年4月到5月那段短暂的日子里，数以千计的年轻流浪者如飞蛾扑火般奔赴革命的巴黎，无政府主义者占领首都，年轻诗人们控制着警力。凡尔赛军队进入巴黎后大开杀戒，有些人仅仅因为打扮或言谈举止像工人的特征而被逮捕甚至枪杀，军队士兵在大街上滥杀任何携带可疑容器上街的女子，曾一次枪毙了13 名女青年，据称她们曾投掷汽油瓶。梯也尔在凡尔赛宣称他们是正派的人，惩戒是在法律范围内、以法律的名义。公社被镇压后出现了约300种支持官方的书籍，以证明血腥镇压的合法性；公社流亡者让·巴蒂斯特·克莱蒙特把在1866年写的《樱桃时节》献给勇敢的公民路易(Louis)：“我将永远热爱这樱桃时节。/我会将这一时刻，藏在心间，/那撕裂的伤口。”
迪斯德里（Disderi）《 躺在棺材里的巴黎公社社员遗体》 1871年
图像也在记录和纪念反抗、死难与流亡。多少年以后，促成约翰·梅里曼写《大屠杀：巴黎公社生与死》的原因之一是他看过这样一幅当年的照片：优雅的上流社会的巴黎人，在军队镇压公社的“血腥一周”之后回到巴黎，他们竟然在为国家镇压与屠杀追求自由的巴黎人的残暴行为鼓掌。普·利沙加勒在他的巴黎公社研究中曾说到，当时被枪杀的公社社员起码有1.7万多人，巴黎市议会支付了1.7万多具尸体的埋葬费。对于这笔“埋葬费”的使用，摄影图像提供了证据。Alistair Horne 的《恐怖之年》( Macmillan，1971) 中有一幅摄影《躺在棺材里的公社社员遗体》，作者是迪斯德里（Disderi）。这幅摄影具有使人难以直视的力量，使人想到所有那些有目的、有计划的政治屠杀，同时也使人想到历史罪恶的证据。
与这些死难者相比，流亡是值得庆幸的命运。但是可以想象1871年的流亡诗人是何等的悲愤莫名。145年之后，2016年11月29日，法国国民议会依据《宪法》34-1条款通过第907决议，由议长克洛德·巴赫托洛纳签署“为所有遭镇压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平反”。不是赦免或怜悯，而是还历史以真相：“此举旨在给那些为自由不惜被立即处死和受到不公正判决的妇女和男子以荣誉和尊严。”在我听来，也是给那些曾经在风中流亡的反抗美学以荣誉和尊严。
历史上曾经有一拨又一拨的青年人被迫流亡，但他们对自由的热爱始终未减，青春与自由拧成一股绳子。酷爱自由、反抗压迫是艺术家最珍贵的精神品质。德拉克洛瓦创作的《自由引导人民》和安放在巴士底广场的七月革命青铜纪念柱顶端的“自由之神”雕像，是这段历史的证明。后来法国又有了“1968年”，这又是一个在统治者眼中必须被永远抹除的年份。但是莫里斯·迪克斯坦说20世纪60年代在我们身上，在那些对其有过最强烈体验的人身上幸存下来。岁月无情，在流亡者中间也会有遗忘。真正有意义的“幸存”产生于与遗忘斗争的过程中，作为历史记忆的“幸存”也不仅仅保存在学者的书斋中，而是在当下的生活中继续燃烧。
德拉克洛瓦 《自由引导人民》
与19世纪的流亡政治现象相比，20世纪的流亡是一种更为波澜壮阔，同时也复杂得多的历史景观。在二战期间，有大批欧洲作家、艺术家、学者流亡美国，形成一幅极为壮观和复杂的流亡文化图景，其中汇聚了政治迫害、民族抵抗、道德思辨、文化迁移、社会认同、身份焦虑、心理重建等问题，是研究20世纪政治与文化史的重大论域。
1984年7月10日，杰出的苏联电影导演塔可夫斯基在米兰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不再回到苏联。随着官方对其电影创作的压制越来越强烈，塔可夫斯基只能选择流亡，从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被迫离开苏联的痛苦心情。他留在国内的家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写道：“那些人多么卑鄙！不让我寄钱养家！这等于判他们死罪。他们给无辜孩子造成不幸，来向我们报复。”这种痛苦与愤怒的心情只有那些有同样经历的流亡者才能够体会。
同样应该关注的是流亡中的文学艺术创作。精神上的普世性由于身体的流亡而激发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同时也在文化撞击和灵肉搏斗中促进了当代文学与艺术的异质性和多元性面貌。在风中流亡的哲学、诗与艺术是20世纪西方精神文化的开拓者，所掀起的精神波澜把所有正直、敏感的审美心灵都紧紧地攫取过去。真实的流亡者身份并非仅体现在空间和护照本上。侨居美国的苏联诗人德·博贝舍夫说“所有人都是流亡者”；波兰流亡作家贡布罗维奇认为“我觉得任何一个尊重自己的艺术家都应该是，而且在每一种意义上都名副其实的是流亡者”；俄罗斯诗人阿赫玛托娃说：“诗人是流浪的犹太人”；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希望知识分子能像真正的流亡者那样具有边缘性—— 这些言说都把“流亡者”这个概念放置于思想的空间和心灵的状态中考量，可以说，心灵上的流亡、自我的放逐是对岁月静好的非流亡状态的揭露与反叛。
刘港顺 《俄罗斯！》 布面丙烯 130×130cm 2009年
最后就谈谈流亡中的诗与民谣吧。西班牙20世纪最好的民谣歌手色拉特为了抗议佛朗哥政府打压加泰罗尼亚语而退出1968年的“欧洲歌唱大赛”，他后来宣称被禁就是最好的表达。次年，色拉特录制了一张包含12首歌曲的LP唱片献给内战时期的左倾诗人安东尼奥·马查多，他自己很快也被迫流亡。1972年，他把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作品改编为歌曲，其中政治表达色彩最强烈的是一首《洋葱摇篮曲》。这是诗人和他家人最后的交流，因为不久后他就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统治下的众多监狱中的某个监狱里。当时，在收到妻子绝望的信后，埃尔南德斯在借来的纸上回信时，只写了一首双行体诗：“笑笑，我的儿子……/你的笑让我自由，/给我插上双翼；/驱散我的孤独，/打碎我的监狱。”这些歌曲轰动一时。年轻的色拉特遥视远方，吟唱着埃尔南德斯的诗句，即使今天看到这些影像，仍然令人动容。青年艺术家伊斯梅尔·赛拉诺在1997年创作了轰动一时的歌曲《爸爸再告诉我一次》，提出这样的询问：“爸爸，再告诉我一次，为什么在这么多路障，这么多握紧的拳头，这么多流过的鲜血之后，最终，你还是什么都做不到，为什么揭去了铺路石，还是没有沙滩。”稍微了解1968年“五月风暴”的读者都会知道什么是沙滩和铺路石。
这是流亡美学中最动人的篇章。
转自：艺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