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先辈高风励后人_北京时间
李建生：爷爷李大钊就义时，留有五个孩子，即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和李欣华。王学珍、李新、张静如、萧超然、吴家林、朱成甲、朱志敏、朱文通、李全兴、李继华、侯且岸、杜全忠、宋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出了很多成果。
编者按：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区党史办近日共同采访了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并根据其口述整理出以下这篇文章，以弘扬李大钊的革命精神。
李建生，李大钊之孙，195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副会长等职。多年来，坚持面向社会宣讲李大钊先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采访者：李老，请简要介绍一下您成长的家庭环境，以及您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李建生：爷爷李大钊就义时，留有五个孩子，即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和李欣华。我父亲李光华排行老四，是二儿子。爷爷牺牲，我父亲才4岁，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他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读完小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5岁的他在乐亭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负伤后在家乡养病，后回到北平。1940年他随我大姑李星华去了延安。1942年，经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米脂县委宣传部当干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冀东，1946年担任乐亭县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卢龙、抚宁当过县委领导；1956年任唐山华新纺织公司公方代表；后又去唐山钢厂当党委书记，还担任过唐山市委委员。
那时候，党中央号召干部把工资减下来，还要和工人打成一片，我们家就从高级技术人员住房搬到工人宿舍，没有暖气、厕所、自来水，很不方便。作为党员和干部，父母没有丝毫怨言。
1959年秋父亲调到北京，在中直西苑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去了山东邹县的五七干校，回来后到了中科院电子所。母亲李永兰是乐亭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山市路北区宣传部长。后来跟着父亲到北京，也在中直机关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弟弟在6岁半时患脑炎留下严重后遗症，给父母造成比较大的负担。1969年，我作为知青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一待就是6年半，没时间照顾家人。父亲2012年去世，他在革命队伍中养成的艰苦奋斗的生活方式，伴随了整个人生。
采访者：您第一次听说李大钊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家人或老师是否经常讲起大钊先辈的事迹？
李建生：啥时候听说爷爷的名字，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1960年上小学二年级，班里只有5个人参加少先队，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是李大钊的后人。这一点是老师告诉的，全班都知道。老师每年都带着我们去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扫墓。
家人很少谈论爷爷。一方面只有我大伯和大姑有完整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他们工作都很忙，很少交流；另一方面，大钊先辈是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家里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知道爷爷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外边也不说。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后，每到清明节整个家族都要去扫墓，那是难得聚会的机会，在这个场合下才多谈大钊事迹。
那时我还小，能接触到的史料很少。一个是姑姑李星华写的《十六年前的回忆》，是1943年在延安解放区发表的，后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我读小学时，老师带着同学们为大钊烈士扫墓，都要诵读这篇课文。另一个是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这本书里有回忆大钊先烈事迹的内容。
采访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重新走上实事求是的道路。关于李大钊研究和宣传，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李建生：我印象中，1979年出了一些文章，然后编辑成书；10月29日，北京举行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大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在陶然亭举办“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览”。
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宣部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回忆李大钊》。当时只给了一部分买进口电影胶片的费用，但要到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取外景，经费很紧张。我在国企工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同志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向领导们反映反映。领导知道我是大钊的后代，很快就决定由公司外地的供应站帮助提供食宿和交通。
我跟着摄制组到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祭拜爷爷，在北京医院见过罗章龙，到聂帅家见了聂帅，还找了我大伯（李葆华）、李运昌、彭真等老同志回忆。这部片子拍完后曾在电视上演过。
李大钊研究方面，真正成系统的还是党史专家们做的。王学珍、李新、张静如、萧超然、吴家林、朱成甲、朱志敏、朱文通、李全兴、李继华、侯且岸、杜全忠、宋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出了很多成果。
采访者：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式落成。请您讲讲印象深刻的事。
李建生：决定建立陵园的时候，中央和北京市都非常重视，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亲自到场指挥。我们这些后人参加了整个移灵过程，包括办展览各方面的事情。
爷爷就义后，家中只剩一元生活费，加之白色恐怖严重，灵柩未能安葬，一直存放在宣武门下斜街浙寺里。在奶奶呼吁下，6年后由北大教授等人士捐助、中共地下组织出面，为大钊先烈举行了公葬。党组织给大钊先烈制作了一块墓碑，碑头刻有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党徽。碑的正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有碑文。当年，国民党不让立碑，这块石碑就同棺柩一起埋在了地下。那时我父亲10岁，他在现场亲历了这一幕。1983年移陵，为找这块墓碑，费了很大劲。头一次起灵，没有找到（石碑）。我父亲很肯定地说石碑埋下去了，杨冠飞秘书长说再往外围找找，又多挖了几圈才找到。
邓小平同志为墓碑题词，胡耀邦同志出席陵园的落成仪式，彭真同志宣读中共中央碑文。那一刻，作为大钊后人，我心里是难以平静的。
采访者：在纪念李大钊诞辰的重要场合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人和事？出席在乐亭、昌黎举办的相关活动，您有何体会？
李建生：198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我在现场聆听了江泽民总书记所做的讲话。这一年，央视播出了连续剧《李大钊》，贾凯林（我姑姑李星华的女儿）是剧作者之一。
1997年8月16日，李大钊纪念馆在河北省乐亭县落成。江泽民同志为纪念馆题写馆名。胡锦涛同志出席落成仪式并接见了亲属，我和父亲都在场。
199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讲话。讲话之前，他接见了亲属，还和我握手。
200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做了讲话，座谈会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这些亲属。
我去过几次昌黎五峰山。第一次去时见到的韩文公祠非常简陋。我真没想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这两篇在党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章，是爷爷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完成的。后来，韩文公祠被修葺一新，昌黎县还辟了纪念李大钊的场所，并在下面的平台建了大钊塑像。
爷爷有个笔名叫“孤松”，就是来自于五峰山。我去了五峰山才明白爷爷的用意。五峰山山顶基本不长植物，有一些松树是从石缝里头长出来的，但其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印象深刻。爷爷欣赏孤松，就在于他所开创的事业人虽然还很少，但确实有很强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他像孤松。
采访者：作为大钊烈士后人，您对传承大钊先辈的革命精神有哪些希望？
李建生：在宣传大钊先辈方面，我想做的事情很多。尽管已经出了很多书，但是普及很不够。我们自己看了一些书，编辑了一些资料，给很多单位做了一些普及性的讲座。针对大钊烈士，互联网上也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曾让我们这些后人很气愤。还好最近几年，互联网上涉及党史的不当言论得到有力治理。
搞清历史真相，搞好党史宣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后人，我们所能做的还很有限。要更好地宣传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革命先烈，拿出有影响力的宣传成果，离不开众多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离不开有关部门和热心人士在资金上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民众对学习中共党史知识和初心的渴望，我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进来，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而努力。
李建生：爷爷李大钊就义时，留有五个孩子，即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和李欣华。王学珍、李新、张静如、萧超然、吴家林、朱成甲、朱志敏、朱文通、李全兴、李继华、侯且岸、杜全忠、宋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出了很多成果。
编者按：今年是李大钊诞辰130周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区党史办近日共同采访了李大钊之孙李建生，并根据其口述整理出以下这篇文章，以弘扬李大钊的革命精神。
李建生，李大钊之孙，195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曾任中国化工流通协会副会长等职。多年来，坚持面向社会宣讲李大钊先辈事迹，传承红色精神。
采访者：李老，请简要介绍一下您成长的家庭环境，以及您个人的学习和工作经历。
李建生：爷爷李大钊就义时，留有五个孩子，即李葆华、李星华、李炎华、李光华和李欣华。我父亲李光华排行老四，是二儿子。爷爷牺牲，我父亲才4岁，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他在熊希龄创办的香山慈幼院读完小学。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5岁的他在乐亭参加了冀东抗日大暴动，负伤后在家乡养病，后回到北平。1940年他随我大姑李星华去了延安。1942年，经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学习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米脂县委宣传部当干事。
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冀东，1946年担任乐亭县委宣传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卢龙、抚宁当过县委领导；1956年任唐山华新纺织公司公方代表；后又去唐山钢厂当党委书记，还担任过唐山市委委员。
那时候，党中央号召干部把工资减下来，还要和工人打成一片，我们家就从高级技术人员住房搬到工人宿舍，没有暖气、厕所、自来水，很不方便。作为党员和干部，父母没有丝毫怨言。
1959年秋父亲调到北京，在中直西苑机关工作。“文化大革命”时去了山东邹县的五七干校，回来后到了中科院电子所。母亲李永兰是乐亭人，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唐山市路北区宣传部长。后来跟着父亲到北京，也在中直机关工作，一直到离休。
我弟弟在6岁半时患脑炎留下严重后遗症，给父母造成比较大的负担。1969年，我作为知青去了内蒙古建设兵团，一待就是6年半，没时间照顾家人。父亲2012年去世，他在革命队伍中养成的艰苦奋斗的生活方式，伴随了整个人生。
采访者：您第一次听说李大钊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家人或老师是否经常讲起大钊先辈的事迹？
李建生：啥时候听说爷爷的名字，我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1960年上小学二年级，班里只有5个人参加少先队，我是其中之一，因为我是李大钊的后人。这一点是老师告诉的，全班都知道。老师每年都带着我们去万安公墓为李大钊烈士扫墓。
家人很少谈论爷爷。一方面只有我大伯和大姑有完整的记忆，更重要的是他们工作都很忙，很少交流；另一方面，大钊先辈是党史上的重要人物，家里用比较严肃的态度对待。我们这些小孩子也知道爷爷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但在外边也不说。在李大钊烈士陵园建成后，每到清明节整个家族都要去扫墓，那是难得聚会的机会，在这个场合下才多谈大钊事迹。
那时我还小，能接触到的史料很少。一个是姑姑李星华写的《十六年前的回忆》，是1943年在延安解放区发表的，后被收入小学语文课本。我读小学时，老师带着同学们为大钊烈士扫墓，都要诵读这篇课文。另一个是195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光辉的五四》，这本书里有回忆大钊先烈事迹的内容。
采访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史研究重新走上实事求是的道路。关于李大钊研究和宣传，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
李建生：我印象中，1979年出了一些文章，然后编辑成书；10月29日，北京举行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90周年大会；中国革命博物馆在陶然亭举办“李大钊同志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展览”。
1989年为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中宣部要拍摄一部纪录片《回忆李大钊》。当时只给了一部分买进口电影胶片的费用，但要到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取外景，经费很紧张。我在国企工作，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同志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忙，我说向领导们反映反映。领导知道我是大钊的后代，很快就决定由公司外地的供应站帮助提供食宿和交通。
我跟着摄制组到北京李大钊烈士陵园祭拜爷爷，在北京医院见过罗章龙，到聂帅家见了聂帅，还找了我大伯（李葆华）、李运昌、彭真等老同志回忆。这部片子拍完后曾在电视上演过。
李大钊研究方面，真正成系统的还是党史专家们做的。王学珍、李新、张静如、萧超然、吴家林、朱成甲、朱志敏、朱文通、李全兴、李继华、侯且岸、杜全忠、宋霖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出了很多成果。
采访者：1983年10月29日，李大钊烈士陵园正式落成。请您讲讲印象深刻的事。
李建生：决定建立陵园的时候，中央和北京市都非常重视，市政府副秘书长杨冠飞亲自到场指挥。我们这些后人参加了整个移灵过程，包括办展览各方面的事情。
爷爷就义后，家中只剩一元生活费，加之白色恐怖严重，灵柩未能安葬，一直存放在宣武门下斜街浙寺里。在奶奶呼吁下，6年后由北大教授等人士捐助、中共地下组织出面，为大钊先烈举行了公葬。党组织给大钊先烈制作了一块墓碑，碑头刻有红五角星，五角星中央刻有党徽。碑的正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有碑文。当年，国民党不让立碑，这块石碑就同棺柩一起埋在了地下。那时我父亲10岁，他在现场亲历了这一幕。1983年移陵，为找这块墓碑，费了很大劲。头一次起灵，没有找到（石碑）。我父亲很肯定地说石碑埋下去了，杨冠飞秘书长说再往外围找找，又多挖了几圈才找到。
邓小平同志为墓碑题词，胡耀邦同志出席陵园的落成仪式，彭真同志宣读中共中央碑文。那一刻，作为大钊后人，我心里是难以平静的。
采访者：在纪念李大钊诞辰的重要场合中，有哪些让您难忘的人和事？出席在乐亭、昌黎举办的相关活动，您有何体会？
李建生：198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李大钊诞辰100周年。我在现场聆听了江泽民总书记所做的讲话。这一年，央视播出了连续剧《李大钊》，贾凯林（我姑姑李星华的女儿）是剧作者之一。
1997年8月16日，李大钊纪念馆在河北省乐亭县落成。江泽民同志为纪念馆题写馆名。胡锦涛同志出席落成仪式并接见了亲属，我和父亲都在场。
199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李大钊文集》出版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做了讲话。讲话之前，他接见了亲属，还和我握手。
2009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举行纪念李大钊诞辰120周年座谈会。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同志做了讲话，座谈会结束后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这些亲属。
我去过几次昌黎五峰山。第一次去时见到的韩文公祠非常简陋。我真没想到《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这两篇在党的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文章，是爷爷在如此简陋的环境中完成的。后来，韩文公祠被修葺一新，昌黎县还辟了纪念李大钊的场所，并在下面的平台建了大钊塑像。
爷爷有个笔名叫“孤松”，就是来自于五峰山。我去了五峰山才明白爷爷的用意。五峰山山顶基本不长植物，有一些松树是从石缝里头长出来的，但其生命力之顽强，让人印象深刻。爷爷欣赏孤松，就在于他所开创的事业人虽然还很少，但确实有很强的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他像孤松。
采访者：作为大钊烈士后人，您对传承大钊先辈的革命精神有哪些希望？
李建生：在宣传大钊先辈方面，我想做的事情很多。尽管已经出了很多书，但是普及很不够。我们自己看了一些书，编辑了一些资料，给很多单位做了一些普及性的讲座。针对大钊烈士，互联网上也有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曾让我们这些后人很气愤。还好最近几年，互联网上涉及党史的不当言论得到有力治理。
搞清历史真相，搞好党史宣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作为后人，我们所能做的还很有限。要更好地宣传包括李大钊在内的众多革命先烈，拿出有影响力的宣传成果，离不开众多专家学者的潜心研究，离不开有关部门和热心人士在资金上的支持，更离不开广大党员和民众对学习中共党史知识和初心的渴望，我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力量投入进来，为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