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作家、艺术家的文献研究历来备受重视，除了正式发表的各类作品，其手稿是个案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
2022年8月27日，上海鲁迅纪念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联合发布《丁玲小说手稿三种（影印本）》；8月16日，《舞动青春——“青春诗会”女诗人手稿集》首发，汇集出版了135位女诗人的诗歌手稿作品；7月13日，《方山子手稿四种》影印本首发，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教授方勇手稿4000余页入藏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7月9日，“循迹——合美术馆馆藏手稿研究展”在武汉合美术馆开幕，选取方力钧、王广义、庞茂琨等5位艺术家的手稿展出；6月30日，“高山仰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展”亮相文津阁古美术馆，汇集了启功论著手稿和日常练习、讲稿、书稿、札记……
“高山仰止——启功先生书画作品及论著手稿展”海报
不可替代的一手文献
经典作家、艺术家的文献研究历来备受重视，除了正式发表的各类作品，其手稿是个案研究必不可少的一环。
何谓手稿？“Autograph 手稿，作者以文字或音乐符号手写的稿本，亦指亲笔签名。手稿具有古文物与相关的价值，它又可以是一件文稿的早期或经过改正的草稿，为创作的各个阶段或作品的‘确凿无误’的定稿提供有价值的证明。”这是国际中文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手稿”的定义。
通常来说，手稿是指作者以文字、符号书写的稿本，也是指各类作品的原始记录，是作者正式印行（或传抄）发布前的各种文本的原件。手稿的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前者指的是作品手稿，后者涵盖书信、日记、公文、题跋等各类文字，涵盖书法、绘画、手迹以及出版校样，甚至手工制作的艺术品，版画、雕塑、篆刻等。手稿按作者专业领域可分为：文学手稿、绘画手稿、音乐手稿、翻译手稿等。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主任王锡荣指出，手稿并不等于著作。著作指作者原创文本，手稿则指凡书写成篇的原稿，包括文稿、书信、日记、翻译、抄稿、听课笔记、公文等，无论出版与否。
《鲁迅手稿全集》（全七十八册）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2021年版
印刷术普及之前，作品流通主要靠口授与抄写。宋元以降，经由一代代学者的校勘与整理，逐渐有了流传广泛且被普遍接受的定本。即便如此，秦汉竹简、敦煌遗书的价值无可替代。近现代作家、学者、艺术家的手稿也有类似的价值。作为文献，有的手稿甚至是作品唯一存世的形态。手稿因其“未完成”的特点而具有多重阐述空间，打破了印刷文本的最终解释权，对深入解读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在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徐强看来，手稿本身展现着文章的生成过程，手迹中的生成性、动态性、情绪性以及书写本身的表现性，都很难在整理本中保留下来。要体会这些，只能在手稿中实现。这也是名家作品出版常规全集之外，还要单独出版手稿集的价值所在。例如《鲁迅全集》收录了鲁迅的全部作品，但鲁迅手稿仍被一再编选出版，最新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甚至要将鲁迅所有的手写物件囊括无遗，让读者和研究者多维度了解一个真实的鲁迅。
“文集、全集编纂过程中处理过的手稿，因为各种原因可能产生不少问题。例如江苏教育出版社的《朱自清全集》书信卷收录了朱自清写给陈竹隐的75封信，是从家属保存的手稿整理收录的。现在这批书信手稿已经影印出版，两相对比发现整理中的释读错误、行款格式处置不当之处较多，笔者主持新纂全集，这部分手稿将会重新处理，以更加忠实准确的新面目呈现给学界。”徐强称，初始手稿作为作品各个版本中的“祖本”，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市面上关于近现代文化大家、学者的文献集已经出版了很多，但有关他们手稿的图录仍比较欠缺。因为很多名流的手稿非常分散，如梁启超的手稿就因为数量多而杂，且非常分散，导致很难汇总和授权出版。
梁启超致罗文干函
艺术史学者朱中原以梁启超手稿为例，指出梁启超公开出版的文字著作量在2000万字左右，其公开出版的手稿所占比仅仅九牛一毛。“目前梁启超手稿公开出版的有《北京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梁启超家书》《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梁启超致江庸书札》《梁启超碑帖题跋》等等，其他手稿大多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如国家图书馆、广东新会博物馆、天津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南京博物院等，还有一些分散在各个藏家手中。此外，亦有部分手稿在历次运动中被销毁或遗失。”
朱中原认为，在关注这些名流手稿的艺术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多关注这些手稿中的学术价值和史料文献价值，甚至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以此来看，手稿的价值比单纯的某件书法或绘画作品的价值要更加多元。
梁启超的家书中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其真实心境在家书、电文中都有大量体现。“譬如我留意到最近西泠拍卖上拍的一通梁启超电文，属于新见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此电文无年款，我分析应写于1927年国民党北伐战争期间。是梁启超为阻止国民党北伐，调停南北战争的一通重要电文。电文中的蒋介石、唐生智都代表南方的国民党军阀，而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等则代表北洋军阀。梁启超对南北军阀混战深为厌恶，力主反对国民党北伐，所以其通电南北军阀，力劝不要开战。”朱中原指出，梁启超家书一直是学界和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但对其家书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
名人手稿、信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提供了大量具体而生动的历史细节，以还原、丰富历史现场，让我们重新认识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
启功致台静农函
手稿研究渐成显学
手稿是人文研究的第一手史料，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目前，手稿研究已成为人文艺术领域的新课题。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手稿研究的视野、方法及策略》一文中回忆，20年前，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的舒乙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老馆里看到了令他震惊的一幕：在一间古色古香的大阅览室里，设置了可供40多人开展手稿研究的宽大座席，当时有25个研究者同时安静地研究手稿。联想到他所在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了数以万计的手稿，却鲜有利用者——那是因为中国没有手稿学。舒乙于是撰文呼吁：“要建立手稿学，我想首先要由高等学校的中文系做起来。一要有人教这门课，有学生选修它；二要有硕士生、博士生对手稿方面的课题进行专门研究；三要有这方面的专著陆续问世，形成手稿学专著系列。”陈平原指出，从事手稿的甄别、校勘与研究，应成为文学史家的基本训练。
手稿研究在西方已有较长的历史，对国内学界而言则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近年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中国作家手稿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也成立了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并联合召开了三届手稿学国际会议。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第1册 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随着手稿概念的更新，文献的视野和研究方法也随之更新。王锡荣说，手稿研究可以促进文本生成学研究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人类思维方式、思维与写作的关系、思维与书写方式研究的重要方面；通过对手稿形态学、手稿书法风格，书法方式和风格的流变研究，可以看到书写方式的时代风气与风貌、书法发展轨迹以及未来展望等；从手稿的用纸、材质、造型以及书写习惯等方面，可以看到诸多时代的印记与风貌，包括时代风尚、文化生产方式、物质生活面貌等。
作为新版《鲁迅手稿全集》编委会专家委员会成员，王锡荣认为鲁迅手稿正是在开展应用手稿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中国手稿学理论建设的最佳标本。举凡手稿特点、成稿方式、手稿规律、手稿比较、手稿与时代、手稿与人物性格、手稿形态学研究、手稿学理论意义及其在中国手稿学学科建设中的意义等，都是有待于展开的研究课题。
近年来，手稿研究在文学研究中也已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研究对象丰富多样，研究方法层出不穷。推动手稿研究的方法也是多样的。徐强举例，通过对文学作者亲属手稿的研究也可以让读者有更多发现。《王乃誉日记》影印本的出版对推动王国维研究有重要意义。王乃誉是王国维的父亲，旧学根底深厚，擅长书画，日记中蕴含的大量信息，为此前王国维研究所未知。
据徐强介绍，东北师范大学新文学手稿文献研究中心成员来自本院文艺学、文字学、古代文学等各专业方向，由于在各自的研究中产生了“手稿学”方面的交汇点，自然形成这样一个研究共同体。该中心已展开《舒新城日记》《王乃誉日记》《王肯笔记》《叶昌炽日记》等多项大型整理项目，产生了不少成果。该中心主办的学术性公众号“手稿研究”，颇受学界关注。
《王乃誉日记》海宁市史志办编中华书局
徐强介绍，该研究中心开设“手稿训练营”，旨在吸纳对于手稿学术有兴趣的学生，在青年人中发现手稿研究人才。“训练营提供手稿学基本技能培训，例如以小草千字文、急就章等重要典籍为核心进行草书训练；用典型手稿手迹进行释读训练。在具备基本能力的基础上，循序渐进地进入项目工作。在训练营中，成员学到了各体书写、行款格式、历史背景，也受到美学熏陶，学会综合考据得出结论的方法，也形成求实的学风和切磋探讨的氛围、团队合作的意识，专业素质养成明显。”
赵献涛在《文学手稿的意义和研究方法》（《晋阳学刊》2021年06期）一文中提出对文学手稿进行研究的5种方法：文献学、文本发生学、文学社会学、精神分析批评、文学地理学。
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张瑞田表示，原生态的手稿、手札是文化的矿藏。他策划过“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札展”“首届中国作家手稿、手札展”“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等，在多地巡展颇受欢迎，可见人们对传统手札的渴望和热情。
“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我认为是中国最后一批用传统格式和语言写成的手札，在形式和形制上极为考究。他们之后的手札就不是传统样式的了，而是现代书信。前者是竖着写，自上而下，后者是横着写，自左而右，行文的语体和方式都不一样。与龙榆生通信的有郭沫若、陈寅恪、陈三立、谢无量、马一浮、钱锺书、周作人、俞平伯、黄宾虹、叶圣陶等，都是响当当的、学问渊博的人物。”张瑞田认为，名人手稿、手札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我们看名人手稿的价值，是把它作为一件文物，甚至是一件艺术品来看。因为手稿有生命的色泽，带给我们特别的艺术享受和文化陶冶。
谢无量致龙榆生函 《湛翁暑中之作札》
艺术家手稿与创作之谜
画家手稿是指绘画创作前的草图，或临摹、参考之用稿。元代汤垕在《画鉴》中说：“古人画藁，谓之粉本，前辈多宝畜之，葢其草草不经意处，自然之妙，宣和绍兴所藏粉本多有神妙者。”
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二册73页）记录，文艺复兴时期诸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阿里奥斯托、丢勒等伟人，大多有手迹保存于国立图书馆。18世纪以后，几乎艺术、科学与社会各界的知名人士皆有手稿留存，数量亦越来越大。
艺术家的手稿凝聚了这件作品在其头脑中酝酿、构思，直至成熟的思考过程。对于艺术史家而言，观摩、审视艺术家的手稿，则是开启一条通向艺术家内心世界的通道，不仅可以厘清画家的笔触和构思理路，更能解开许多创作之谜和人生之谜。
手稿存世的现状往往比对应的画作稀少。一些艺术家不想让自己的构思外传，索性在正式的画作出来后，便将手稿付之一炬；很多艺术家则视手稿为作品未完成前的练习，不会刻意保留手稿。
在“循迹——合美术馆馆藏手稿研究展”中，能看到方力钧、王广义、庞茂琨、傅中望和蔡广斌这5位极具代表性的当代艺术家作品，展览通过将合美术馆馆藏手稿和艺术家原作并置的直观展出方式，将艺术创作过程生动地呈现出来。展厅中有偏向于传统的素描速写、草图或构图练习，如庞茂琨《过客》中的人物素描；也有雕塑、装置作品中的设计方案，如傅中望的《异质同构》系列手稿以及各类榫卯结构的练习；还有结合图片、影像的手稿，是艺术家创作前资料的积累、收集和整理，如蔡广斌《长海医院》《苏州河》等系列作品的手稿。
庞茂琨 《过客之一》 纸上铅笔手稿 30.5×22cm 2014年
“若这些手稿文献只是默默无闻地躺在美术馆库房或者只提供给少数学者进行学术研究，我们认为远远没有发挥其最大价值。”策展人孙江舒说，“通过将手稿和原作并置的直观展出方式，将优秀艺术家的艺术发展过程生动地呈现出来，此举不仅可以帮助学习者、研究者乃至纯粹的欣赏者深入了解作品背后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能够从中洞察艺术家自我否定、调整、完善的过程。”
孙江舒将当代艺术范畴内“手稿”的呈现方式分为三类：其一是偏向于传统的素描速写、草图或构图练习；其二是雕塑、装置作品中的设计方案，有些甚至类似于施工图纸；其三是结合了图片、影像的手稿，是艺术家创作前资料的积累、收集和整理。
对于手稿的重视还是衡量一位艺术家成熟程度、严谨性和原创性的重要指标。通过欣赏和了解优秀艺术家的大量素描、速写、方案与构思，一方面可以使观众和研究者进入他们的创作情境和精神世界，真实且生动地感受其创作过程和思维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对手稿的研究，可以发现艺术家在面对不同问题时的思考路径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对于研究带有普遍性的艺术创作规律，研究不同时代艺术家的工作特点和状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愈加稀缺的收藏资源
名家手稿除了具有对作者及其作品的认知价值外，还具有审美意义。鲁迅、茅盾、傅雷、钱锺书等人手稿堪称精美的艺术品。近年来，名家手稿越来越受到文博机构、收藏家和拍卖市场的青睐。
据悉，国家图书馆“名家手稿文库”以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手稿为主要收藏对象，半个多世纪以来，已入藏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鲁迅、胡适、闻一多、朱自清、巴金等众多名家的著作、日记、书信等手稿资料，成为国家图书馆独具特色的重要馆藏。
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收藏有3万余件手稿，重要藏品有老舍《四世同堂》，巴金《家》《春》《秋》（铅印修改稿）和《随想录》手稿，闻一多1946年牺牲前创作的《九歌》手稿，茅盾《子夜》，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等。
梁启超手稿《袁世凯之解剖》
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私宅，保存下来不少梁启超的文物，含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2012年12月，北京匡时秋拍的“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全部成交。其中，《袁世凯之解剖》手稿620万元、“梁思成与林徽因文定礼本”330万元、《清代学术概论讲稿》手稿320万元等。考虑到学界的需要，拍卖公司与出版社合作，事先影印出版了《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
“鲁迅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偈语书法，16个字拍卖了200多万元。茅盾、巴金等人的手稿在拍卖市场也很热，朱自清两三页的手稿标价就是几十万元。”张瑞田指出，手稿、手札是和文化连在一起的，文化又和品牌联系在一起。名家手稿、手札是一次性完成的，不会重复。现在艺术品市场出现了“多胞胎”的书画，难辨真假。一首诗词，书法家会写很多次。比如当年林散之录写毛泽东《咏梅》，写了几百张；李可染画《万山红遍》，也不知画了多少。手稿、手札却只有一份，内容都是原创，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性。现在重视收藏，人们逐渐发现手稿的价值，能看出我们的收藏更关注文化的属性，更关注人文内涵和品牌价值了。
名人手稿、手札收藏对象集中于近现代和少量当代名人，主要为政要、学者、作家等，虽为小众门类，但因其名人效应，具有较大的关注度和升值空间。
徐强认为，手稿作为稀缺资源，成为收藏市场的新宠，是必然的事情，这体现了手稿的固有价值。以新文学作家来说，鲁迅、郁达夫、朱自清等人的手稿都曾拍出高价，熟悉现代文学的人都不会以为过分。市场的活跃，促进了手稿的发掘，也有利于手稿遗产的保护，对于学术研究，也有相当的促进作用。富有情怀的收藏家，与学术界联手合作，推动学术研究，已经产生很多嘉话。
拍卖品迅速进入学术领域，在新文学作家纂集、辑佚、考证中发挥作用，这在今天屡见不鲜。“以笔者参与过的《汪曾祺全集》为例，有不少作品的发现、入收，都是在收藏市场发现的线索。当然，从发现线索到最终确认，需要严格的论证过程。这也就说到了学术界盲从市场导致的负面影响。一些学术文章醉心补遗、拼争发现，往往盲信市场上的手稿，造成失误。”徐强表示，赝品永远是市场的一部分，有它的产生必然性。辨伪本身就是学术工作的内容。学术界要有充分的警惕意识、求实精神和鉴别能力，这样才算善用市场、推动学术。
《沈尹默手稿集萃》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2年版
当代书法莫忘“稿书”传统
当代作家经过“换笔”之后，普遍用电脑写作，手稿越来越罕见。当代书法界亦如此，除了参展作品，日常书写的手稿不受重视，也乏善可陈。手稿正在退出当代的文化生活，相关研究、鉴藏也面临新局面。
中国书协理事兼学术委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所长朱天曙曾在多篇文章中提出应该重视稿书。他认为，手稿或曰稿书，是书法作品常见的、重要的形式。当代书法创作已经形成一种“展厅文化”，也因此而产生了“展览体”。这些作品实际上是经过“创作预设”之后所写成的，往往看起来非常“完整”、非常“完美”，但缺少了一种自然之美。稿书的创作要打破为创作而创作，纯粹为应付现代“展厅文化”的创作方式，应在此基础上回归到“书斋文化”，表现“书卷气”，回归到艺术本身的“人文性”。我们提倡书法家要重读书、重涵养，要从心灵上走近古人，用“稿书”的创作方法，可以使我们的创作更赋予“生命感”，也更接近艺术创作的本质。
用“稿书”进行创作。一方面是让平常的、自然的书写成为当代书家的日常生活，另一个方面是自觉运用“稿书”的创作方法来进行艺术创作。也就是说，除了日常书写之外，可以有意地把“稿书”作为楷、行、篆、隶创作之外一个独立的书体形式来进行创作。“稿书”的特点是：字比较小，书写的内容是自己真实的读书状态，不必拘泥于所谓“完整性”，体现出自然天趣的书写状态，是理性和感性的交融，创作中的涂改，字体的参差变化，墨色的干湿浓淡，都能“一寓于书”，在稿书创作中都可以体现。
黄宾虹《行书五言律诗》
“明清以来，像王铎、石涛、周亮工等文人都很重视这个传统。到了近现代，齐白石、黄宾虹等人也十分重视这样的传统。提倡稿书，也就是提倡书法的人文性，回归到书法创作的本身，使艺术创作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满艺术性和人文性。我提倡稿书创作，自己也在努力地践行，我想这是中国书法回归到书法人文性的一种方式。”朱天曙说。
目前，当代书法界仅有少数老先生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着用毛笔写文章的习惯。“譬如沈鹏先生就时常用毛笔书写信札、写短文，但大部分书法家很少将毛笔作为日常性的书写，这主要是因为书写工具的改变决定了当前不是一个用毛笔来作为日常书写的时代。过去的学者做学问多是用毛笔抄书，今天人做学问基本不抄书了，更不会用毛笔抄书，所以其对书写的把握必然是衰退。鲁迅的书法之所以有浓郁的书卷气，缘于他大量的毛笔抄书，其抄书量达千万字，即使在民国时代也是非常罕见的。”朱中原坦言，今天既然没有了以毛笔作为载体的日常书写，那么我们对于书法的理解、对于毛笔性能的把握，以及对书法中书卷气的彰显，肯定不如前人。这一点是客观事实，毋庸置疑。
事实上，毛笔书写退出实用书写的领域，也导致了当下书法和文人身份的严重断裂，很多大学中文系或古典文学领域的教授在专业内尽管很有建树，但对传统文化形态中的书法问题往往缺乏感知。这其中实际涉及到艺术美育的问题。在朱中原看来，我们对书法艺术、对书法美学等缺乏基本的理解，缺乏对书法美的基本认知，所以书法的美育，艺术的美育，就显得尤为必要，而书法的美育，又必须从培养汉字审美的基本常识做起。
赵之谦稿书《章安杂说》国家图书馆藏
以笔耕立身的作家、书法家逐渐远离日常书写，手稿在未来将成为绝唱？
正如诗人于坚所说：“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手’的消亡。手机，其实是把手判了死刑。而艺术本身是一种手工，没有手，就不会有艺术。”
无论信息技术如何更新迭代，手稿、手工、手作的慢姿态仍然值得提倡。
转自：艺术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