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偿可轻判,吓退多少替女鸣冤的母亲

——本文约1282字,阅读需3分钟

据多家媒体报道,2016年5月19日,16岁少女姚某在昌平新东方外国语学校的教室里,被同学王某强奸并杀害。昨天北京市一中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强奸罪,数罪并罚,判处王某无期徒刑。

对于此案,多家媒体都提到了一个细节:被奸杀少女的母亲“不接受道歉,不谅解,不提出附带民事赔偿”。

其实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在很多刑事伤害案件中,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属经常出现放弃“附带民事诉讼”的情况,主要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绝对不会原谅对方的决心,同时也避免对方以此作为口实,提出“积极赔偿”的从轻、减轻理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第九条提出:“对于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综合考虑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偿能力以及认罪、悔罪程度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40%以下;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尽管没有赔偿,但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其中抢劫、强奸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的应从严掌握。”

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除了能够一定程度上抚慰被害人或其家属的心理伤痛,有助于被害人或家属安排将来的生活;同时还可以表明刑事被告人对于自己行为的悔改,降低其行为社会危害性,因此适度从轻、减轻刑事处罚是合理的。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也曾经强调,被告人案发后对被害人积极赔偿作为法院酌定量刑情节,并不意味着可以“花钱买命,赔钱减刑”。

但在现实中,一些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所谓的“积极赔偿”被操作成利用金钱诱惑被害人或被害人家属,这很可能导致一些被害人及其家属在案件发生后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接受这种所谓的“积极赔偿”,甚至发生违心出具谅解文件的情况。

而在另一方面,一些家属出于对“积极赔偿”所引发的后续刑事判决担心,不但拒绝接受对方的主动赔偿,甚至担心遭到对方利用而不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而北京时间“锐评”(微信ID:Btimelun)认为,“积极赔偿但没有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的规定相比之下尤其不合理,这等于把“积极赔偿”视为对被害人的一种“恩赐”,在被害人不予谅解的情况下进行了减轻处罚。

在北京时间看来,犯罪分子对他人造成人身财产伤害,依法进行赔偿是其法定义务,所谓积极无非就是在主动履行这项义务,但这并不必然导致其社会危害性降低,也并不一定就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同时应该看到,刑事犯罪本身不仅仅是针对人身权的侵害,同时也是针对整个社会公共秩序的破坏。例如此次新东方奸杀案,犯罪分子竟然对校内同学实施如此残忍的暴力犯罪,其影响岂止被害人及其家属,也引发了一定范围内的公共安全忧虑,这样的损害不是靠家属谅解可以减轻的。

因此锐评君认为,对于“积极赔偿”应当被视为刑事犯罪分子的基本法定义务,不宜单独作为轻判的理由;同时对于不履行“积极赔偿”义务的行为,则应当被视为拒绝悔改、抗拒法律制裁的表现,可视为从重情节。

如此,则犯罪分子及其家属不再因为“积极赔偿”的存在而寄希望“花钱减刑”,而被害人及其家属也不用担心因为索要了赔偿而导致对方被轻判,那么“母亲暂弃民事索赔”这种事情或许也就不会在发生了。

文/北京时间评论员 梁千里

此文系北京时间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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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跃 (FJ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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