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当我插队的儿子接到通知安排返城参加工作时，他已二十周岁。这是我家母子三人中第一个“农转非”有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家在1969年四月29日就去农村插队了。儿子出生前，刚刚大学毕业的我被划成右派，我带着一纸“开除工职，回原籍劳动改造”通知后，回到通县。从此，我从一个大学毕业生成为一名接受改造的劳动者。我在工厂、农场、城镇、农村参加过多样劳动：我挖过自来水沟、抹过房、种过树，在工厂我挣着学徒工的钱制造过有色玻璃;在农场，我和众多改造的右派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农村，我和我的一双儿女离开城里仅有的3.9平米住房住进了完全是土坯房的冬暖夏凉的两间百年无人住的鬼屋(老乡说:曾在百年前有一受气的媳妇在那屋上了吊)……我们在那手中没有户口本的地方渡过了将近十年，在这十年中，儿子成了棒小伙儿，女儿中学毕业。

我与改革开放的故事：八零后，仍在欢歌笑语_北京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