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海战,李鸿章为何选择“保船避战“?_北京时间

甲午海战,李鸿章为何选择“保船避战“?

1894年的今天,丰岛海战爆发。而在此之前,一场激烈诡谲程度绝不亚战场厮杀的内斗刚刚结束,主和派的李鸿章败给了主战派的光绪帝,因此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甲午海战,李鸿章为何选择“保船避战“?

1894年的今天,丰岛海战爆发。而在此之前,清廷内部,一场激烈诡谲程度绝不亚战场厮杀的内斗刚刚结束,主和派的李鸿章败给了主战派的光绪皇帝,李鸿章因此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北洋海军,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中日朝鲜战事将起,李鸿章以其数十年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和经营国防事业的甘苦,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极为清楚的认识,因而,在中日朝鲜战事从未开到开启后的一个月内,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靠国际调停来解决中日争端,而在军事调度和行动上,则极力主张持重。 李鸿章早就对北洋海军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名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正是掣肘太多,不能“实在放手办理”的北洋军务导致看上去强大的北洋海陆军真正放在国际上,不过是“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的架子货。装样子吓人还行,真要开战必然战败。图为镇远舰。 但是光绪帝却非要作战不可。一是因为他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二是因为这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围绕光绪帝身边的人呢?他们需要主战来突入清廷最高决策层。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图为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右起:孙毓汶、徐用仪、庆王奕劻、许庚身、廖寿恒、张荫桓。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帝党成员还有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他们组成了“清流派”,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往往一味主战,罔顾中国自身情况与后果,认为战争的胜负在于人心、精神而不在于武器。图为翁同龢。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与李鸿章作对并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舰队当时吨位虽不小,但在速度上已经落后;大炮口径虽大,但无速射炮。战前已经多年未经添置新舰,未曾修缮更新设备;李虽然多次申请,但翁总是以修颐和园为太后庆祝生日为理由推倒,以至于连购买炮弹都不拨款,最后战前镇远定远的主炮一共只有三发炮弹,其余小口径炮弹也是寥寥无几。图为翁同龢书法。 另外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图为吉野号。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图为日本士兵斩首中国士兵的插图。 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后果可想可知。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图为日军在攻击清军。 虽然李鸿章强力主和,但是后人所认为的“避战保船”并不是李鸿章的策略。相反,海战后李鸿章数令水师再出战 避战者是提督丁汝昌。图为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献降图。 最终清廷还是和日本开战了。李鸿章也在深知不敌日本的背景下提出了“保船制敌”之策。因“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所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按照这一设想,北洋舰队更多需要担负起战略威慑的作用。保持其存在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 但战况的发展并未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与这一战略相矛盾的是,甲午开战后,李鸿章一改自己提出的“不必定与拼击”,而一再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图为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击溃清朝北洋水师。 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命令丁汝昌为叶志超的部队护航,不惜与日军开打。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又命令丁汝昌“统带铁甲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奉此命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丁汝昌舰队曾三次赴朝鲜洋面巡游。图为丁汝昌办公之处。 9月28日,李鸿章又令丁汝昌“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10月9日,李鸿章又电丁汝昌:“水师六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俏有牵制。”1895年1月23日,李鸿章电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威海南北岸炮台全部丢失后,李鸿章知水师“万不能保”,还电寄烟台:“令丁同马格录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被盗”。图为丁汝昌。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李鸿章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在此时期内李鸿章绝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而是自己放弃了“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可以说直到北洋水师覆灭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还寄望于舰队能拼死一战突围而出。 李鸿章积极要求舰队出战,而实际上,让舰队保守港口,对于出海作战兴趣阙如的,正是直接指挥舰队的水师提督丁汝昌。丁汝昌避免出海作战,不是懦弱,是实不能战。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本较日本舰队相差悬殊,经黄海一战又折损近三分之一,现伤舰尚未修竣,全队出动固不可能,即部分舰艇出巡亦属冒险。日本军队登陆澎湖群岛 所谓“避战保船”不过是后人眼中一个可以用来归罪于“奸臣”的遮羞布而已,其背后是霄壤之别的清日两国两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差距。本无可战,又从何避起?图为李鸿章与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

甲午海战,李鸿章为何选择“保船避战“?

1894年的今天,丰岛海战爆发。而在此之前,一场激烈诡谲程度绝不亚战场厮杀的内斗刚刚结束,主和派的李鸿章败给了主战派的光绪帝,因此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甲午海战,李鸿章为何选择“保船避战“?

1894年的今天,丰岛海战爆发。而在此之前,清廷内部,一场激烈诡谲程度绝不亚战场厮杀的内斗刚刚结束,主和派的李鸿章败给了主战派的光绪皇帝,李鸿章因此眼睁睁将自己最后的底牌,北洋海军,送上他自己明知必输的赌局。 中日朝鲜战事将起,李鸿章以其数十年间与西方列强打交道的经验和经营国防事业的甘苦,对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有极为清楚的认识,因而,在中日朝鲜战事从未开到开启后的一个月内,李鸿章一直希望通过外交途径,靠国际调停来解决中日争端,而在军事调度和行动上,则极力主张持重。 李鸿章早就对北洋海军有清醒的认识。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名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绝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茸,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茸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正是掣肘太多,不能“实在放手办理”的北洋军务导致看上去强大的北洋海陆军真正放在国际上,不过是“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的架子货。装样子吓人还行,真要开战必然战败。图为镇远舰。 但是光绪帝却非要作战不可。一是因为他从小在红墙深宫中长大,长期受慈禧的抑制不能独理朝政,却并不谙熟近代军事,对中日军事力量的现状知之甚少;二是因为这是光绪亲政以来与外国发生的第一次战争,他需要一场这样的战争来树立权威,巩固权力。 围绕光绪帝身边的人呢?他们需要主战来突入清廷最高决策层。在他身边赞画军机的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主管军事战备的军机处大臣,多为庸禄无知之辈。如礼亲王世铎,唯唯喏喏,整日以讨太后欢心为要旨。额勒和布,沉默寡言。最能抓权的孙毓汶,除了迎合慈禧外,对外情知之甚少。图为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右起:孙毓汶、徐用仪、庆王奕劻、许庚身、廖寿恒、张荫桓。 另一部分,即以翁同龢为领袖的“帝党”。翁同龢本为一书生,自认“不谙军事”,光绪帝颇重视他的意见。“帝党成员还有李鸿藻、文廷式、志锐等。他们组成了“清流派”,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际经验,也无真知灼见,往往一味主战,罔顾中国自身情况与后果,认为战争的胜负在于人心、精神而不在于武器。图为翁同龢。 翁同龢因曾国藩及李鸿章曾经检举其兄,因而终身与李鸿章有私怨,与李鸿章作对并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舰队当时吨位虽不小,但在速度上已经落后;大炮口径虽大,但无速射炮。战前已经多年未经添置新舰,未曾修缮更新设备;李虽然多次申请,但翁总是以修颐和园为太后庆祝生日为理由推倒,以至于连购买炮弹都不拨款,最后战前镇远定远的主炮一共只有三发炮弹,其余小口径炮弹也是寥寥无几。图为翁同龢书法。 另外当时英国人建议中国:“必添购快船两艘,方能备日制胜”,未料翁同龢不断拖延,两艘快船为日本购去,新日舰速度快、炮门多,其中一艘日舰“吉野号”成为甲午战争中击沉中国舰队最多的船舰。图为吉野号。 在一班清流的鼓吹之下,满朝弥漫着日军不堪一击的盲目乐观气氛,对清军战斗力过于夸大,普遍盲目乐观地认为打败这个“蕞尔小邦”是轻而易举之事。光绪皇帝显然深受其影响。图为日本士兵斩首中国士兵的插图。 年少气盛的皇帝遇上老成持重的重臣,后果可想可知。李鸿章慎重的分析不但没得到光绪的认同。相反,光绪反而因迟迟不见李鸿章奏报进兵计划,大为震怒,“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至贻误事机,定惟该大臣是问!”图为日军在攻击清军。 虽然李鸿章强力主和,但是后人所认为的“避战保船”并不是李鸿章的策略。相反,海战后李鸿章数令水师再出战 避战者是提督丁汝昌。图为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献降图。 最终清廷还是和日本开战了。李鸿章也在深知不敌日本的背景下提出了“保船制敌”之策。因“海上交锋,恐非胜算”,所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按照这一设想,北洋舰队更多需要担负起战略威慑的作用。保持其存在时刻给日舰队造成压力是这一战略的核心思想。 但战况的发展并未按照这一思路走下去。与这一战略相矛盾的是,甲午开战后,李鸿章一改自己提出的“不必定与拼击”,而一再命令北洋水师主动出击。图为日本联合舰队于黄海击溃清朝北洋水师。 7月22日李鸿章电令丁汝昌,命令丁汝昌为叶志超的部队护航,不惜与日军开打。丰岛海战后,李鸿章又命令丁汝昌“统带铁甲各船,驰赴朝鲜洋面,相机迎击”。奉此命令,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丁汝昌舰队曾三次赴朝鲜洋面巡游。图为丁汝昌办公之处。 9月28日,李鸿章又令丁汝昌“督催修理各船早竣,以后专在北洋各要口巡击,倭犹有忌惮也。”10月9日,李鸿章又电丁汝昌:“水师六船,何日出巡?须往来旅、湾之间。俾彼大队运船俏有牵制。”1895年1月23日,李鸿章电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威海南北岸炮台全部丢失后,李鸿章知水师“万不能保”,还电寄烟台:“令丁同马格录等带船乘黑夜冲出,向南往吴淞,但可保铁舰,余船或损或沉,不至被盗”。图为丁汝昌。 从战争开始直至黄海海战前李鸿章致丁汝昌的一系列电文看,李鸿章一再命令北洋海军“出海巡游”、“相机攻敌”,对日本海军实施“迎击”、“截击”。在此时期内李鸿章绝没有让北洋舰队“避战保船”,而是自己放弃了“不必定与拼击”的战略,一再令水师主动出击。可以说直到北洋水师覆灭前的最后一刻,李鸿章还寄望于舰队能拼死一战突围而出。 李鸿章积极要求舰队出战,而实际上,让舰队保守港口,对于出海作战兴趣阙如的,正是直接指挥舰队的水师提督丁汝昌。丁汝昌避免出海作战,不是懦弱,是实不能战。 丁汝昌认为,北洋海军的整体实力本较日本舰队相差悬殊,经黄海一战又折损近三分之一,现伤舰尚未修竣,全队出动固不可能,即部分舰艇出巡亦属冒险。日本军队登陆澎湖群岛 所谓“避战保船”不过是后人眼中一个可以用来归罪于“奸臣”的遮羞布而已,其背后是霄壤之别的清日两国两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差距。本无可战,又从何避起?图为李鸿章与爱德华·霍巴特·西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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