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书人》由西苑出版社出版，继全球范围的英语、意大利语、立陶宛语、荷兰语、捷克语和葡萄牙语后，这是该书首次授权简体中文版本。
《偷书人》由西苑出版社出版，继全球范围的英语、意大利语、立陶宛语、荷兰语、捷克语和葡萄牙语后，这是该书首次授权简体中文版本。《偷书人》曾获得2017年美国国家犹太图书奖（大屠杀类），是犹太研究专家费什曼历时25年积淀所完成的历史巨作，以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为载体，讲述了苦难之下，犹太平民如何从敌人手中，通过藏匿、掩埋等方法而拯救出无数罕见的书籍和手稿，最终偷运出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本书有着来自犹太人、德国人和苏联人的文件资料，包括当时的日记、信件、回忆录和作者对曾经参与过这起事件的数位当事人的采访记录，重现了一群在维尔纳（“立陶宛的耶路撒冷”）的诗人和学者走上游击队员和“走私犯”道路的勇敢行为。
作者大卫·E.费什曼现为美国犹太神学院（纽约）历史学教授，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希伯来大学高级研究所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卡茨高级犹太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的成员，并担任《犹太社会研究》和《波林》的编辑委员会成员。撰写过众多关于东欧犹太人历史和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出版过五本学术专著。
1942年6月，针对书籍和文件的销毁工作开始之后，赫尔曼·克鲁克开始争取“纸张小队”成员的帮助，把书偷出工作场所。
很多人立即表示支持，他们想：“反正我都活不长了，不如做些好事，救下这些资料。”
克鲁克对于大家的快速回应感到开心：“大家都在尽力救书。他们不顾性命救出每一张纸，他们是伟大的。每一片纸都可能使他们人头落地。但是，这些理想主义者们总能巧妙地把书偷走。”
挑出要最终偷走的书不是难事。整个大楼有一堆又一堆的书籍和文件，只要避开史波克特和ERR队员的监视，把贵重的书籍、手稿藏到一堆书里，之后再捡起来转移就可以了。如果德国人不在房间里，甚至可以在地板上新弄一堆“待偷走”的书。
小组成员相信存放书和文件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聚居区内部，也就是在犹太同胞中间。但是德国人将“走私”物品进入聚居区看作重大犯罪行为。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他们从工作场所“走私”物品。约翰内斯·波尔与史波克特曾明确指出，这栋楼里的所有图书和文件都只有两个目的地：德国和造纸厂；其二，绝对禁止任何人从任何工作场所，将文件和书籍带入聚居区。
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他们会将文件包裹在身体外面，再在衣服里面塞上物件。漫长的冬季最适合偷书。小队的劳工们都穿着厚厚的大衣，衣服也穿了好几层。他们还做了腰带和尿布，在里面装满了书和文件。但是在“装满”自己之前，他们需要先取回放在YIVO大楼附近小木屋里的大衣，小木屋里住着他们的克星——YIVO的前守门人。这个女人有时发现劳工们在大衣里装了文件，就向当班的威尔布里斯告发他们。幸运的是威尔布里斯从来不把她的话当真，因为这个前守门人是个内心充满愤恨的女人。众所周知她喜欢编排别人，他可不想将她的指控转达给ERR的官员。
小队离开YIVO前往聚居区时，每个人心里就会浮现以下问题：今天是谁在大门口检查？如果犹太聚居区警察和立陶宛人在大门口，一般就没有问题。他们的检查不严格，搜身特别松懈。警察知道小队成员带的只是纸张，不是食物——食物是更严重的罪行。有的警察甚至要求成员们下次下班回来给他们带本有趣的小说。
但如果是德国人在门口站岗，比如安全警察的头儿马丁·维斯、犹太人事务副区域长官弗朗兹·穆雷尔或者党卫军二级小队长布鲁诺·基特尔，就没有希望了。德国人会无情地殴打偷运各种东西的居民。穆雷尔常常出现，进行突袭检查。如果他发现回来的工人在衣服里藏了面包或者钱，就会把工人的衣服剥光鞭打，再把他们扔进监狱。如果罪犯被送到犹太聚居区监狱，他们可能还能活命；如果被送到路基施基监狱，那他们的下一站就是波纳尔。
“今天谁在门口？”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从韦乌尔斯基街18号回去时，奴隶劳工会问其他刚刚离开聚居区、准备上夜班的工人大门口的情况。如果德国人在站岗，小队成员有几个选择：他们可以绕着几个街区走几圈，等德国人离开，或者暂时把资料丢给住在距离YIVO不远的、“凯利斯”劳工街区的犹太人。但是也有几次小组成员距离大门太近，无法不被察觉就折返，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德国人的检查。
施默克的大胆行为总让人为他捏把汗。一次，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带了一本巨大的、有破损的《塔木德》。到门口时，他向武装的德国守卫解释说：“我们的长官史波克特让我把这本书带回聚居区图书馆的装订工厂重新装订。”盖世太保认为这个矮个子的男人肯定不敢编造一个如此明显的、可能让他丢了性命的谎言，就让他通过了。
有的时候这些偷书人只是运气很好。一次，穆雷尔从瑞拉切拉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个银色的红酒杯，每个人都以为她完蛋了，但是瑞拉切拉对穆雷尔说她想把这个银杯作为个人礼物送给他，她还在杯子里扔了一双贵重的皮手套送给他的妻子。不用说，犹太人事务副区域长官相信了这个故事，或者说他接受了这次贿赂，让她安全通过。他那天的心情应该不错。
作为一个偷书人，肖兹克维有着无限的创造力。他曾经从史波克特那里弄到一张手写的批准单，允许他带几捆废纸进入犹太人聚居区，当作炉子的燃料。他在门口将文件给守卫看。他带进去的“废纸”中有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姆·阿莱汉姆、拜力克的信件和手稿，夏加尔的画，还有维尔纳加恩的一份独特的手稿。还有一次，他成功地利用友人的关系，把马克·安托柯里斯基、伊利亚·金斯伯格的雕塑，以及伊里亚·列宾和艾萨克·列维坦的画，全藏在交通工具下偷走。
并非所有的故事都是圆满的结局。有几次，警察收到命令要“加紧”调查，施默克和一些队员就在大门口被殴打。殴打他们的有德国人，也有犹太聚居区警察。但是没有人被送到波纳尔。他们是幸运的。
瑞拉切拉·克林斯基记得，虽然偷书需要冒风险，但是“纸张小队”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了进来。许多“技术小队”的运输工人也制作箱子和纸盒将书籍打包运走。一个技工的工具箱里有暗层，他就将书、文件藏在锤子、扳手和钳子下面的暗层里。
泽里克·卡尔曼诺维奇改变了看法，也开始加入大家的行动。他知道即使有30%的定额图书会被运到德国，但是如果不偷，很多珍贵的物品都会被毁掉。他将小组的行动看成是一篇精神的乐章，是小组成员们的道德反抗，他像一位虔诚的拉比一样祝福偷书人们：“工人们尽力拯救所有东西，不愿它们遭受被遗忘的命运。愿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的行为受到祝福，愿他们被神明的力量保护。愿上帝……怜悯我们拯救的剩下的书，让我们可以在和平时代再见这些被埋藏的信件。”
施默克后来回忆：“犹太聚居区中的居民都把我们当作疯子。他们都在衣服和靴子里藏食物带进聚居区，我们却在偷书籍、纸张，偶尔还有手抄《妥拉》或门柱圣卷。”“纸张小队”的有些成员确实遇到这样的困惑：到底是偷书，还是为了家人“走私”食物？还有居民批评“纸张小队”在这个生存都困难的时候，还忙着关心纸张的命运。但是卡尔曼诺维奇坚定地认为书是无法替代的，“树上可长不出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