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去藏富于民的社会形态之外，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宋朝的文官体制对文化的认同，使得宋朝在知识分子眼中成为“最好的朝代”。为什么宋朝会走向文官体制？宋代以前的朝廷采取的是怎样的体制形态呢？在这之间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近期，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方震华的历史研究著作《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在大陆出版，用法国年鉴学派的方法论，对安史之乱后唐代文、武势力的消长，以及文士对军队、战争的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从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角度对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做了深入分析。
方震华从描述文官与武官政治权力自唐末至北宋中期的消长过程入手，分析导致双方在文化认同上由模糊转变为严重对立的因素。权力争夺是导致文、武官之间关系紧张的主因。为了争取君主的重视，文士将武人描述为贪婪无知，而强调自身具有学养、道德的重要性。随着文官权力自后周、北宋逐步扩张，文士对武官的歧视日益加深，并透过制度的规范，阻止文、武官身份的转换。文、武官对立因而成为宋代政治上无解的难题。
下文节选自《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的结论部分，对于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转变进行了综述，由出版社授权刊发。
《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唐宋之际的文武关系：875-1063》，方震华(Cheng-Hua Fang) 著，黄庭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4月版
作者 | 方震华
“臣又闻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 在这封呈给仁宗的奏书中，范仲淹敦请皇帝交互应用文武之道来治理天下，强调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但是，范仲淹本人并未落实平衡文武的原则，他的仕宦生涯，明显偏向文的一方。范仲淹坚持自己儒者的身份，在文职中谋求升迁；在陕西统兵时，他向仁宗表达，自己无意长期投身军旅，坚拒改换武职。因此，范仲淹对于军事事务，展现出一种矛盾的态度，而这正反映出11世纪文人精英的某种特质。
尽管强调军事行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但他们从未忽略“武”对于国家统治的重要性，并且意图有效掌控军队。不过，考量到自己的身份与仕途，文人又对实际担任军事职位持保留的态度，且对职业武官怀有敌意。为何11世纪的文人对于军事事务的立场充满矛盾？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由唐至宋文武关系的演变。
以文武关系而言，唐宋之间主要的变化是：文武官的区别由模糊转趋明确。“文武合一”的传统在7世纪中叶以降逐渐消失，官僚体系朝专业化发展，文武职位间的转换减少，绝大多数的官员终其一生都留在文职或武职工作上。文武官双方为了争夺政治权力而强化自身的认同，彼此间的文化区隔逐步加深。
相信文学知识的力量，文官有意将文艺学术的重要性抬高到军事技能之上，更加激化了双方的敌意与恶感。以儒学素养自豪的文官，有意强调他们作为“儒”的身份，并将军人贬斥为不懂礼法与缺少道德素养。相对地，武人则对文官贬抑军事的重要性感到愤恨不平，并将儒者视为对军事一无所知的人。
一方面，专注于文学素养及文书工作，绝大多数的文人精英将他们的生涯限缩在文治或行政的职位上，并在唐代后半期把持了中央政府的高阶职位。另一方面，他们对武事的疏离，导致军事权力多半落入职业军人之手。
因此，唐代后半叶的文武官员在政治舞台上各据一方，这个趋势也反映在各地节度使的人选上。武官通常掌管北部或西部具有战略价值的区域，维护国防的安全；文官则统辖国家的南部及东部，为朝廷提供主要的财赋收入。双方的权力平衡促使他们必须相互沟通，也防止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
不过，军事工作的专业化改变了武将与唐中央政府的关系。当职业军人取代文官在边境上统兵时，统帅与士兵的关系也随之改变。由于缺少进入朝廷任职的机会，唐后期的武将只能长时间服务于军旅，促使他们与部属建立紧密的关系。皇帝与文臣因而怀疑武将把手下的士兵当成夺取个人权力的工具。朝廷与武将的相互不信任，成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最终彻底破坏了唐朝的统治秩序。
黄巢之乱在9世纪末期给予唐室致命的一击。通过蹂躏帝国的南部与东部地区，叛军摧毁了中央政府与文官集团的统治基础，致使政治秩序完全崩溃。由于长期不掌军务，文官无力处理军事危机，叛军得以肆虐于他们管辖的地区，促使朝廷更加倚重武官。而长期存在于朝廷及将领间的不信任感，导致武臣利用此危机扩张他们自己的权力。军队中的道德感普遍不足，以下犯上成为常态，情势很快失控。地方武将运用手中的军队争夺政治权力，赤裸裸的暴力遂成为左右政治发展的主要因素。
为了维持朝廷的权威以及自身的权力，唐末的文官被迫与职业武将争夺军队的控制权。然而，文臣既欠缺军事才能，又与基层士兵的关系疏远，造成他们在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因此，唐中央政府几度指派文官指挥军队，但只是带来一连串的惨败。在昭宗大顺二年（892）最后一次尝试恢复中央权威失败后，文官完全失去了军队的控制权。他们与皇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武将间的战斗毁灭整个王朝。
在唐朝灭亡后，中原地区接连出现的四个王朝具有相同特征：整体政治结构具有高度的军事色彩，职业武将掌握了绝大多数的重要职位；武将间的冲突是改朝换代的主因，士兵的支持则主导了皇帝人选。在此情况下，文武官员的区别看似变得相对模糊，一些行伍出身的武官也取得像宰相这样的高阶文职。但是，职业武官真正投身文职的案例并不多见，武臣只是乐于同时拥有文官头衔以展现他们的优越地位。在10世纪前半期暴力充斥的大环境中，武职显然更有吸引力，唐代以来文武二职的专业化发展也因此没有经历明显的改变。
与此同时，导致唐朝衰亡的地方叛变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皇帝为了维系政权，必须与跋扈的藩镇及敌对的政权斗争，遂无法将心思放在与文治相关的议题上。中央权威的衰落，导致无法有效维持统治秩序，这使得各地节度使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更严重的是，由于多数武官欠缺知识素养，也对儒家的伦理所知甚少，以致很难掌握法律规范及统治原则。在此情况下，武臣在各地的统治为百姓带来严重的苦难，进一步损害了武人的道德形象。
当武人在政治舞台上占有优势时，便不再忍受文人精英的傲慢态度。随着唐室的衰亡，文臣的地位、影响力，乃至生命都受到武人的威胁。部分文官选择退出政坛，以求保全自己与家人的性命；依旧企盼仕宦生涯的文士，则调整策略以应对新的形势。一部分的文士选择与藩镇军阀合作，提供各种政治与军事上的服务，以创建及经营新政权。
为了满足武人长官的需求，这类服务于藩镇的文士大多兼具文武之才，执行既辛苦又充满危险的任务。不过，一旦他们的长官登上皇位，可观的回报也就随之而来。敬翔、桑维翰分别在后梁与后晋享有极大的影响力，正是此类文士的代表性人物。然而，由于改朝换代的速度较快，敬翔等人的掌权时间实际上相当短暂。
相对地，多数文人官僚选择另一种生存策略。通过对礼仪与文字的掌握，他们提供给武人君主的不是关于军事或财政的建议，而是扮演仪式性和象征性的角色，让新成立的政权具有正统王朝的面貌。协助政权合理化是多数文官的主要功能，尽管他们在决策过程中缺少影响力，却能持续保有官位。在10世纪前期政权快速更迭的过程中，多数文官毫无顾忌地改变效忠对象，以换取官职。
也因如此，当武将们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政治斗争时，文官却可以在不同的政权中保有官位，享受较为闲适的生活与长久的官宦生涯。因此，一些学者将五代定位为“重武轻文”的时代，恐怕是忽略了在这个充满战乱的时期，文职依然对社会精英保持着相当的吸引力。因此，许多文人持续投身科举考试，而举子仍然享有特权与社会地位。
五代时期的文官无视朝代更迭而长期任职，引来了许多质疑与批判。批评者将他们贬抑为胆小无能，只知维持一己私利而毫无廉耻。如此一来，文官群的实质贡献，就被当代人及后世史家严重低估。尽管五代文官通常只起到装饰性的作用，他们的长期任职实有助于维系官僚传统中的重要内涵，例如，科举考试、公众教育；也使得历史记录的撰述和保存，未因战乱而中断。
此外，文官们试图恢复李唐政治传统，也使儒家的价值观念得到保存。相较于晚唐的文官，五代的文官采取另一条途径来维持影响力。他们不再与武臣争夺军队指挥权，而是致力于将学术与行政的重要性抬升到作战之上。
考虑到战争为武人提供扩展影响力的良机，文臣持续批判穷兵黩武的政策，后晋时期文臣的作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五代文臣的努力，在武人的主政下文职数量虽有减少，但文治传统仍旧勉强存续。通过与将领的合作，文官帮助武人接触文学素养及儒家知识。儒家经典的雕版刊印，更使书籍的取得变得容易，有利于教育的推广。没有五代文臣的努力，儒家文化要想在后周广顺元年（951）以后如此迅速地复兴是绝无可能的。
文官权势自广顺元年开始复兴，主要的推动者是已经文儒化的武人。公元875年至950年，武人对政治权力的掌控，改变了部分高层武官的文化素养。原本缺乏学识的军事强人，在现实的政治考量下转而接受儒家文化。这是因为在争夺权力的过程中，一些怀抱政治野心的武将，意识到赤裸裸的武力并不足以维护稳定的政权，于是寻求将军事力量转化为合法权威的方法。
一旦武人渴望正当化新取得的权力，或者更有效地经营其政权时，他们只能接受儒学传统与文学知识。许多文人也乐于接近，进而巴结这批武人权贵，为武人的文儒化提供良好的条件。如此一来，尽管唐末崛起的武将鲜少读书识字，但他们的子嗣往往变得喜好文墨，热衷与文士交游。在五代时期，文儒化的武官虽然未能改变军人整体的负面形象，最终却扭转了唐末以来武人主导政局的趋势。
接受儒家文化的武官认为，缺少学术素养的军人不具备统治平民的能力，而应把权力移交至文官之手。在后唐时期，郭崇韬与李从荣都曾试图扩张文官的影响力，不过他们皆命丧政敌之手。但是，这些失败的前例并未阻碍稍后的尝试。后周于公元951年建立后，恢复文治权力的努力进展迅速，主要归功于四位皇帝前后相继的努力——后周的郭威与柴荣，北宋的赵匡胤与赵光义。他们全都出身军旅，却尊崇儒学。
历史学家通常将后周与之前的四个朝代视为一体，统称为“五代”，认为这是一个以政治混乱及文化倒退为特征的时期。事实上，后周政权代表一个新政治秩序的开始，而不是统治失序的最后阶段。尽管立国仅有九年，后周统治者却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措施：以严格的纪律管束军队，任用文官担任重要职位，重新整理法典以管理百姓，尊崇儒家礼乐及统治原则，派遣文官到各地改善地方行政。以上政策全都被宋代皇帝所继承，并用心地持续执行。
后周皇帝得以实践改革，是因为中央与各地藩镇间的权力关系早已发生转变。唐代之后四个短命王朝的统治者，一直面临着各地节度使跋扈抗命的问题，但他们仍在削减藩镇势力与增强中央实力上持续取得进展。在后周建立时，中央政府已拥有一支强大禁军，不仅能够镇压地方叛变，更有重新统一全国的潜力。对于后周皇帝来说，这支强大的军队是皇帝权威的基础，然而士兵变换效忠的对象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出于这层顾虑，后周世宗施行了严格的军纪，并亲自指挥重要的战役，以确保军队的忠诚不渝。后周之前的四个朝代，绝大多数的皇帝都出身军旅，但除了后梁朱温与后唐李存勖外，即位之后的皇帝鲜少亲自统兵作战。为了应付军事危机，皇帝通常会指派一位经验丰富的武将指挥庞大的军队，遂使那名统帅拥有足够的军力夺取皇位。大将杜重威与郭威的叛变，分别导致了后晋与后汉的亡国，便是最好的例子。
为了解决朝廷与武将间持续不断的猜疑，后周世宗亲自指挥大规模的作战行动，确保了政治上的稳定，也使得全国性的改革得以进行。世宗的继承者由于年纪太小，无法维持这项政策，遂留给赵匡胤推翻后周的机会。有鉴于后周的灭亡，北宋太祖及其继承人更有动力去执行后周世宗的政策，多次御驾亲征，将军队置于他们个人的严密监控之下。
随着后周、北宋逐步统一全国，文官的政治影响力也随之提升。每当消灭敌对政权或剥夺跋扈节度使的权力时，后周与北宋皇帝便将重要职位从武臣手中移交到文官之手，此一趋势先在朝廷实施，后来逐步向各地推动。由于北宋太祖相信知书的文臣比武将更具治国能力，文官的权力在宋代建国后快速增大。宋太祖既然认为读书能为政治带来实用功能，也深信文官不具有篡夺皇位的野心与能力，乃倾向将权力托付给文臣。太祖曾明白地宣称，将以文职官员取代武臣作为地方长官。
然而，由于太祖与高阶武官存在紧密的私人关系，更因为武人在地方的影响力根深蒂固，太祖并没有骤然撤换各地的武人节度使，而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减小他们的影响力。此一渐进的方式造成文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晚了约二十年才完全实现。
继承太祖皇位的太宗，明显加快了将政治权力移转至文官的进程。由于自己的即位充满争议，太宗对太祖留下的武臣甚感猜疑，因而通过科举考试，大量延揽与自己有私人联结，且有文学才能的官员，将他们安置于各种职位之上。于是，接受教育并参与科举考试，成为获取政治权力的直接途径。此外，太宗采取较高的道德标准来选拔文官，将品德或素行不良的文官转调武职，更进一步提高了文官的地位与声望。如此一来，文人精英及其所秉持的儒家传统，成为宋政权尊崇的核心价值。不过，在军事议题上，太宗与多数文臣的立场相异。太宗扩张领土的野心受到多数文臣的抵制，这一分歧使文官无法取得君主完全的支持以压过武臣。
职业武将在五代时期掌握军权，只有少数深受皇帝信任的文官才得以在军事政策上发表意见，绝大多数文臣无法涉足军事领域。因此，“出将入相”的文官在五代几乎不存在。尽管身处暴力环伺的大环境中，多数文官仍对兵学和武艺保持距离。在他们心中，作战技能只是“小道”，发动战争则将助长军人权势的扩张，最终破坏政治的稳定和秩序。因此，弭兵反战是多数文官的共识，这也是他们长期被阻绝于军事领域之外所产生的结果。
当后周与北宋皇帝恢复文人的政治权力时，他们也尝试让更多文官担任军事职务，但多数文官对投身军旅仍抱持负面的态度。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即便有一小群文官，诸如王朴和赵普，成为协助皇帝策划军事行动的关键人物，但绝大多数的文官站在对立面，质疑持续军事扩张的必要性，尤其反对与北方的强敌开战。为了推行自己的计划，太宗只能寻求武将的帮助，而将文臣排除于军事决策圈之外。但是，太宗对契丹及党项的军事行动屡遭挫败，文官得以乘机倡议绥靖主和的政策。在太宗朝后期，文官的反战声浪给太宗及其继承人真宗带来莫大的压力。
导致宋军在战场上屡尝败绩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皇帝过度干扰前线统帅的指挥权，这在太宗朝尤其明显。太宗即使不亲自统率军队，也通过阵图与监军精密地掌控着军队的行动。太宗对于军事事务的强力介入，虽确保了将士的忠诚，却让武将难以根据战场上的状况临机应变。
不过，尽管此种“将从中御”政策的成效不彰，但仍成为真宗所遵循的传统。虽然缺乏其父太宗在作战上的能力与经验，真宗依然耗费许多心神筹划边防策略，要求他的将领奉行他的规划。但是，真宗的努力从来不曾带来重大的胜利。令人失望的战斗结果，加上文臣反战的主张，最终使得真宗放弃以武力解决的想法。景德元年澶渊之盟的缔结，成为宋代历史的分水岭。弭兵和戎从此成为北宋对外政策的基调，而对外战争的减少则为文官取得政治上压倒性支配力提供了条件。
真宗对于契丹与党项的绥靖政策，让宋人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避免了外患的威胁，这为政府强化重文的倾向提供了环境。由于军事工作的重要性降低，皇帝进一步减小军人的权力，特别是他们在行政上的影响力。因为参与行政的空间越来越小，武臣日益与文学和儒学疏离。对于武臣来说，这是个恶性循环：出掌文职机会的减少，减弱了武人学习文学知识的动力，而缺乏文艺才能又成为文官认为武官不够资格参与政治决策的重要理由。
缺少施展才能的舞台，武官的势力与名声，都在景德二年（1005）之后迅速地衰退。北宋建立之后，文官即凭借宣扬自身的道德原则，而与其他出身的官员有所区隔。通过指责武人对礼仪、道德的无知，文官巩固了自己作为儒家忠实追随者的文化认同，并说服君主接受他们的价值观。这导致北宋皇帝采取较为严格的标准择选文官，并将不适任的文官转换为武官。
景德二年以降，随着文官的权势凌驾于武臣之上，他们更进一步将武人贬抑为只追求一己之利而罔顾道德之辈。文臣主张违反法律及礼仪是武臣的天性，建议皇帝以较低的标准来看待武臣的过失行为。在朝廷的姑息下，武臣的失当行为也变得更加普遍，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文人精英对他们的歧视。
在此情况下，一名官员究竟属于文资还是武资就不仅关系其政治地位，也代表了他的道德声望与文化背景。因此，绝大多数的文人不愿再接受武官头衔。就像范仲淹在庆历二年（1042）拒绝转换武官的事例所显示，转换武资不仅削弱了文官的政治影响力，也有损他的道德声望。也因如此，即便承担军事职务，他们也坚持要保有文官头衔。
自豪于身处崇尚文治的大环境中，11世纪的文官觉得他们有责任全盘掌控政府，以维护这一理想的状态。因此，他们有意主导军事政策并管理军队，这与10世纪的文官避免涉足军务形成强烈对比。仁宗时代宋与西夏长达四年的战争，为文官提供了掌控军事机构的机会。通过掌握中央的枢密院及陕西军队的指挥权，文官将武臣的角色限制为唯文人统帅之命是从的执行者。
仁宗朝韩琦、范仲淹“出将入相”的事迹，正显示了文官对军事领域的掌控。在仁宗朝晚期，唯一能对文臣的主导权构成威胁的是行伍出身的枢密使狄青。这个事实导致狄青虽立下战功，却招来文官的敌视。通过持续性的批评，文官终于将狄青逐出朝廷，这个结果也宣告文臣的主导权不容挑战。
通过对武人的歧视，文人精英巩固了他们在朝廷中的优势地位。他们更进一步调整政治制度，以加强他们的优越地位，并将文武官员的区别制度化。伴随着文武官政治势力的消长，政治制度自晚唐以降经历许多改变。在中央政府，枢密院角色的变化最为显著。当武人权力在五代大幅扩张之际，枢密院成为朝廷决策的关键机构，侵夺了文人掌管的中书在参与决策上的影响力。然而，当文人权力逐渐在宋代恢复时，中书与枢密院便演化成两个分别掌管文武事务的平行机构。这个制度结构清楚地反映了官僚群体中越加清晰的文武区隔现象。
景德二年以降，随着文官取得军事大权，他们更进一步将文武分途的精神落实到制度层面。认为文官能坚守道德原则，武臣只会追求一己之私，文官为两个群体设计了截然不同的人事规章，而仁宗朝开始实行的恩荫制度新规定尤具深刻的意义。通过明确区别文武官的恩荫权利，文武官之分也由其后代所继承，文官因而保障了其子嗣也能与他们拥有一样的文化认同。这显示了文官意图保障其群体的纯粹性。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制定了更多关于文武转换的限制性规定，以防止不具有文人背景的官员转调为文官。
历经一个半世纪的演进，文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与对武人的鄙视都在仁宗朝达到高峰。但是，文官享有的政治、文化优势却建立在不甚稳固的基础上。自后周建国以降，文人权力的扩张实仰赖于皇帝的支持，而非因为文人处理统治事务的能力增强。支持皇帝削弱藩镇武人势力，使文官获得巨大的权力与利益，也导致他们成为强大皇权的忠实拥护者。唐末与五代的历史经验，使北宋文人深信武人构成皇权及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
然而，军事工作对于北宋王朝依然重要，而文人精英并没有能力取代职业军人的角色与功能。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持续提醒皇帝武人的潜在危险，并将军队置于文官的掌控之下。在文臣心中，将领与士兵应该是唯命是从的战争机器，且应由文臣操控其运转。不过，文官之所以批评武人并非只出于政治目的。贬抑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有助巩固文官的自我认同，使其成为在朝廷及社会上皆享有优越地位的特殊群体。将武人丑化为罔顾道德与不学无术之辈的同时，文臣将自身形塑为兼有文采与道德的翩翩君子。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人精英对自身文化的强大自信，是建立在他们对武人文化的轻鄙之上的。出于此种偏见，文武官员形成了两个拥有不同政治权力与文化身份的群体。他们之间的相互不信任，构成了日后宋朝历史中的无解难题，这正是文、武两个领域不均衡发展所产生的结果。
作者：方震华 整合：吴鑫
编辑：徐悦东 校对：翟永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