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碾压落后?鸦片战争后摧毁中国经济的罪魁祸首竟是它!_北京时间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
1840年，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先进的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碾压了落后的封建主义，机器大生产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摧毁了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嗯，他们就是这么解释的。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在19世纪之前，欧美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也就是银元，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18世纪中后期，英国、印度、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年均45万两，最高达到过150万两，也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鸦片贸易。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制造的棉布、棉纱产量大增，1780年英国棉布、棉纱出口总值不到36万英镑，1785年增加到100万英镑以上，1792年又翻了一番，到1802年已经达到780万英镑，短短20多年增长了20倍。
伴随着出口总额的增长，是英国纺织品价格的降低。
1861年奥尔德曼·尼尔德先生在曼彻斯特英国委员会宣读的一份文件表明:
"印花布的价格从1815年的每匹28先令降到1830年的每匹8先令9便士，1848年更是低至4先令6便士。"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
OK，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大英帝国纺织品的价格降低了，还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搞了五口通商，是不是出口爆发了?
答案是:没有。
1845-1855年的10年间，英国输出中国的棉纱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增幅不到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30%……(柯克，《中国》第166页)
仅就上海一地，"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
现实是，在洋人自以为敲开中国的国门后，对于中国市场极度乐观，英美等国充斥着想当然的言论:
"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班思德，《中国对外贸易史》，第46页)
美国总统泰勒向国会报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51页)
在这种舆论气氛下，1842-1845年间，运往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镑增加到170万镑。
结果呢?
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国内:"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卷20，第20、21页)
英国驻福州领事1847年给国内的贸易报告也同样对前途表示出无可改变的悲观。
惯常的说法，都说这是自然经济的抵抗，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男耕女织，商品化需求不足。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年来对于江南区域经济、手工业和消费能力的研究表明，起码在江浙腹地和闽粤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居民之中，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群老文人的臆想。
明末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
这说的是明崇祯、清顺治年间事，也就是说，至少在明代，松江布已经分品类销售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棉布的需求市场遍布大半个中国。
到清朝，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松江一地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就达4000万匹，这些棉布自然是商品，而且是不同大众消费的商品，而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全中国的地主也消费不了这么多。
事实上，1830年左右，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还在流行用天然棕色的紫花"南京布"做裤子，用中国杭纺做衬衫，这里的南京布就是松江布紫花棉布，因在南京集散，被外商讹传为南京布。
这样高度的商品化，是以非常严密的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纺纱者从供应商(花行)处购买原棉，将成品纱卖给中介(纱店)，纱店再卖给织布者，织布者按照加工商(布号)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踹压工坊，由数以百计的技术工人完成最后的加工。
据李伯重先生计算，江南地区一个妇女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的70%，而与之对应的，是江南民众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在食物多样性和肉食占有上，并不亚于同时期英国的工厂工人，在生活质量和平均寿命上还要高于当时曼彻斯特平均不到40岁的水平。(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
对了，在19世纪前期，江南地区的一夫一妇家庭平均收入，可以轻松供养两个脱产的成年人，这在同时期的大英帝国工人阶层里，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呢。
回头再来看中外贸易，当时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棉纱的进口增长并不小，反而是工业制成品，棉布、床单、桌布存在严重的滞销，这是进入一个陌生消费品市场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工业制成品的花色、质地，都需要新市场的推广。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元明两朝中国的瓷器出口，还有专门针对伊斯兰世界花纹的"外销瓷"，而不是直接拿什么福禄寿三星给对方，这是对市场的判断能力，不是什么自然经济的抵抗。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19世纪初，中国已经进入了"道光萧条"的时代，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下降，又有银钱兑换价格的巨大波动，造成了整个市场购买力的萎缩，甚至濒临崩溃，换个词就是:经济危机。
写于1834年的《浦泖农咨》中写道:
"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说明，松江布的滞销，在1834年之前"十数年来"是持续的现象，而不是惯常作品中所引用的"鸦片战争之后"，事实上，这些被引用的材料，作为乡绅的记录者们，对于商品价格的敏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外来侵略的警惕，而棉布、土布跌价的事实，其实是延续多年的结果，并不是某一天洋布来了，就突然造成的。
真实的情况，正如一个英国人的记录:
"远在1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04 页。)
再看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
试问，谁说得不靠谱?
再来看一条常用的说明通商口岸土布受进口商品打击的材料:
用法是--"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
其删减的上下文如下: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之江浙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英夷所占，不克畅销，纵使竭力招徕，而全省之一隅之地，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鬻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俱疲乏，更属招之不前。"
这里重点说的什么?说的是内贸商路路线的衰落，因为洋商直接到厦门，导致传统从海上来厦门做转口贸易的内商都不来了，结论也是"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至于说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这个只能呵呵了，如果市场这么乐观，为什么英、美列强的领事们急的嗷嗷叫呢?
土布等本土产品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于外敌，而是内敌。
其一是天灾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国内需求的摧毁;
其二是清朝政府无力控制银钱比价上涨的无能;
其三是清朝政府搜刮带给人民的负担倍数加重。
下图可见。
在1835-1845年间，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价格在下跌或者不涨，而银钱比例却在疯涨，15年间涨了快1倍，民间多用铜钱，而官府只要白银，兑换之间，无疑就是复旦增加了不止一倍。
试想，如果今天，2017年的民营企业税负再翻上一翻，企业还能有活路吗?更何况清朝还有无数的税外之捐，官吏腐败的各种陋规、孝敬?
综上所述，并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打垮了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而是愚蠢的清政府掐死了本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无论他是自然的，还是市场的。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
1840年，大英帝国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先进的资本主义顺理成章地碾压了落后的封建主义，机器大生产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摧毁了中国"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
嗯，他们就是这么解释的。
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在19世纪之前，欧美各国运往中国的商品结构非常单一，"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也就是银元，其次是毛织品和棉花。18世纪中后期，英国、印度、美国流入中国的白银年均45万两，最高达到过150万两，也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鸦片贸易。
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蒸汽机制造的棉布、棉纱产量大增，1780年英国棉布、棉纱出口总值不到36万英镑，1785年增加到100万英镑以上，1792年又翻了一番，到1802年已经达到780万英镑，短短20多年增长了20倍。
伴随着出口总额的增长，是英国纺织品价格的降低。
1861年奥尔德曼·尼尔德先生在曼彻斯特英国委员会宣读的一份文件表明:
"印花布的价格从1815年的每匹28先令降到1830年的每匹8先令9便士，1848年更是低至4先令6便士。"
学过政治经济学的都知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导致生产成本的降低。
OK，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大英帝国纺织品的价格降低了，还用"大炮轰开"了国门，搞了五口通商，是不是出口爆发了?
答案是:没有。
1845-1855年的10年间，英国输出中国的棉纱由260万镑上升到290万镑，增幅不到10%，棉布则由310万匹下降到了200万匹，减少30%……(柯克，《中国》第166页)
仅就上海一地，"1846年的(中国)进口货值较前一年下降13%，1847年又减少了5.4%，1848年更大幅度地下降了20.1%，以后虽有回升，但极不稳定，一直到1854年还没有恢复到1845年的水平。"(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43页)
现实是，在洋人自以为敲开中国的国门后，对于中国市场极度乐观，英美等国充斥着想当然的言论:
"所有英国兰开夏纺织厂的出品都供应中国一省的制袜的需要，犹恐不足。"(班思德，《中国对外贸易史》，第46页)
美国总统泰勒向国会报告:"若能将数个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为过去欧美人士所未曾进入者，予以开放，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必无疑义。"(卿汝楫，《美国侵华史》卷1，第51页)
在这种舆论气氛下，1842-1845年间，运往中国的棉纺织品总值由70万镑增加到170万镑。
结果呢?
185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报告国内:"大批的美国床单、衬衣布、斜纹布发生积压，卖不出合适的价钱"(达维斯:《美国公文汇编》第一辑，卷20，第20、21页)
英国驻福州领事1847年给国内的贸易报告也同样对前途表示出无可改变的悲观。
惯常的说法，都说这是自然经济的抵抗，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男耕女织，商品化需求不足。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年来对于江南区域经济、手工业和消费能力的研究表明，起码在江浙腹地和闽粤沿海地区以及城市居民之中，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群老文人的臆想。
明末清初松江人叶梦珠在《阅世编》中写道:
"棉花布，吾邑所产，已有三等，……上阔细者阅标布，……俱走秦晋，京边诸路。……其较标布稍狭而长者曰中机，走湖广，江西，两广诸路。……前朝标布盛行，……至本朝而标客巨商罕至。"
这说的是明崇祯、清顺治年间事，也就是说，至少在明代，松江布已经分品类销售陕西、山西、河北等省，以及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棉布的需求市场遍布大半个中国。
到清朝，吴承明先生估计清代松江一地每年进入长距离运输的棉布就达4000万匹，这些棉布自然是商品，而且是不同大众消费的商品，而不是什么"地主阶级享受的奢侈品"，全中国的地主也消费不了这么多。
事实上，1830年左右，英国上流社会的贵族们还在流行用天然棕色的紫花"南京布"做裤子，用中国杭纺做衬衫，这里的南京布就是松江布紫花棉布，因在南京集散，被外商讹传为南京布。
这样高度的商品化，是以非常严密的劳动分工、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较高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纺纱者从供应商(花行)处购买原棉，将成品纱卖给中介(纱店)，纱店再卖给织布者，织布者按照加工商(布号)的质量标准和布料送达时间来规划生产，将成品送交各主要产布村落中的布号分号，再汇集棉布送交城市中的染色、踹压工坊，由数以百计的技术工人完成最后的加工。
据李伯重先生计算，江南地区一个妇女每个工作日的收入大约相当于一个男子的70%，而与之对应的，是江南民众较高的生活消费水平，在食物多样性和肉食占有上，并不亚于同时期英国的工厂工人，在生活质量和平均寿命上还要高于当时曼彻斯特平均不到40岁的水平。(见李伯重，《"乡民们吃得不错"--十九世纪初期松江食物消费水平研究》)
对了，在19世纪前期，江南地区的一夫一妇家庭平均收入，可以轻松供养两个脱产的成年人，这在同时期的大英帝国工人阶层里，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呢。
回头再来看中外贸易，当时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棉纱的进口增长并不小，反而是工业制成品，棉布、床单、桌布存在严重的滞销，这是进入一个陌生消费品市场很正常的反应。因为工业制成品的花色、质地，都需要新市场的推广。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元明两朝中国的瓷器出口，还有专门针对伊斯兰世界花纹的"外销瓷"，而不是直接拿什么福禄寿三星给对方，这是对市场的判断能力，不是什么自然经济的抵抗。
另一方面，由于全球气候的变化，在19世纪初，中国已经进入了"道光萧条"的时代，水旱灾害频仍，农业生产下降，又有银钱兑换价格的巨大波动，造成了整个市场购买力的萎缩，甚至濒临崩溃，换个词就是:经济危机。
写于1834年的《浦泖农咨》中写道:
"往年农之不匮乏者多赖之。自近今十数年来，标布不消，布价遂贱，加以棉花地荒歉者及今四年矣。棉本既贵，纺织无赢，只好坐食，故今岁之荒，竟无生路也。"
说明，松江布的滞销，在1834年之前"十数年来"是持续的现象，而不是惯常作品中所引用的"鸦片战争之后"，事实上，这些被引用的材料，作为乡绅的记录者们，对于商品价格的敏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对外来侵略的警惕，而棉布、土布跌价的事实，其实是延续多年的结果，并不是某一天洋布来了，就突然造成的。
真实的情况，正如一个英国人的记录:
"远在1844 年，我曾把这种土布的各种质地的样品，标明每一种的价格送回英国。和我通信的人都说，按照所标的价格，他们在曼彻斯特也做不出来。而所标的价格比此地(中国福建省。引者注)的价格还压低了很多"。(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 卷，中华书局1962 年版，第504 页。)
再看道光二十六年(1846)包世臣在《答族子孟开书》中说:"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江布市，消减大半。"
试问，谁说得不靠谱?
再来看一条常用的说明通商口岸土布受进口商品打击的材料:
用法是--"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
其删减的上下文如下:
"今自夷人来厦开市，凡洋货皆系夷商自行转运，闽省并无赴粤之商，粤省亦鲜来闽之贾，且该夷除贩运洋货外，兼运洋布洋棉，其物充积于厦口，内地之商贩，皆在厦运入各府销变，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商人多不贩运;而闽产之土布土棉，遂因之壅滞不能出口……今闽省向销之江浙棉布及洋货等物，因被英夷所占，不克畅销，纵使竭力招徕，而全省之一隅之地，民间服用无多，又不克转鬻他省。揆之事势，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是即有愿往江浙等省贩货之人，而销既不多，势必裹足;况现在商俱疲乏，更属招之不前。"
这里重点说的什么?说的是内贸商路路线的衰落，因为洋商直接到厦门，导致传统从海上来厦门做转口贸易的内商都不来了，结论也是"断不能使华夷两货，并用兼行"，至于说民间"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这个只能呵呵了，如果市场这么乐观，为什么英、美列强的领事们急的嗷嗷叫呢?
土布等本土产品的真正危机，并非来自于外敌，而是内敌。
其一是天灾带来的经济萧条对国内需求的摧毁;
其二是清朝政府无力控制银钱比价上涨的无能;
其三是清朝政府搜刮带给人民的负担倍数加重。
下图可见。
在1835-1845年间，农产品和手工产品的价格在下跌或者不涨，而银钱比例却在疯涨，15年间涨了快1倍，民间多用铜钱，而官府只要白银，兑换之间，无疑就是复旦增加了不止一倍。
试想，如果今天，2017年的民营企业税负再翻上一翻，企业还能有活路吗?更何况清朝还有无数的税外之捐，官吏腐败的各种陋规、孝敬?
综上所述，并不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打垮了中国落后的"自然经济"，而是愚蠢的清政府掐死了本有活力的中国经济，无论他是自然的，还是市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