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视野中的山东运河_北京时间

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山东运河留下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沧桑。

运河边的城镇

大运河山东段上的船只(资料片)

  运河本身是一种物化的文化现象,但同时它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就主流文化而言,它造就了文风昌盛、学术繁荣,就非主流文化而言,它促进了市民文学发展、民间艺术传播、民间信仰的多样化及区域文化的交流。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山东运河留下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沧桑。

运河通,书院兴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代文化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区域,历代书院兴盛便是明证之一。元代以后,山东境内书院数量有明显增加,好多著名书院如洙泗书院、泰山书院、尼山书院等,大都在运河流域。明朝中期以后山东书院发展更为迅速,新建书院达八十七所,修复前代书院九所,其中有四十二所在运河流经的区域。明朝后期,鲁西地区书院纷纷建立,正是运河交通带动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据统计,清代山东书院达213所,有86所分布在沿运河地区。书院数量多,既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兴盛的表现。

  谈起产生于运河区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人们首先会想到《金瓶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学界目前已考证出百人之多,但究竟是谁,仍旧莫衷一是。不过所论及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或生活在运河区域这一点是肯定的。《金瓶梅》内容更是与运河密切相关:书中展示了临清城市的繁华,可与当时其他书籍相印证;七八十处对临清景物的描摹,在临清地方志中大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记述;特别是对临清钞关、娱乐业、服务业、运输业的描绘,更说明作者对临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通俗小说是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民文学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工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清运河畅通,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通俗小说的出现适应了这样的需求,而《金瓶梅》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运河带来

民间信仰多元化

  明朝开始,佛教和道教在山东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并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而杂糅三教教义的民间宗教蓬勃发展。随着大运河区域南北文化交流融会逐日增强,许多异地神祗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融入了本地社会生活,使这个区域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出现多元化特点。

  明代以前,山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以白莲教、弥勒教及摩尼教为主。明代中期新教派开始出现,它们在教义、组织、仪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教派有明显差异。成化年间,“无为教”在山东运河区域广泛传播,进入清代,各种名目的教派层出叠见,八卦教、清水教、天理教、离卦教、圆顿教、在理教、罗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出现。明朝以前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除官府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之外,还有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信仰。明朝大运河贯通后,民间信仰的对象,有水神、行业神、自然神,还有圣贤神,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以金龙四大王为代表的水神崇拜和关公信仰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苏禄王墓

见证中外交流

  明成祖建都北京后,鼓励海外国家来京朝贡。这时,京杭运河全线畅通,前来朝贡的诸国使者,大都从东南沿海登陆,沿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北京。在山东运河沿线,常年可见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船只靠岸销货购物,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特产出售。

  在大运河岸边的德州市郊,有一座明代外国国王的陵墓——苏禄王墓,它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使团沿大运河往来的见证。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苏禄国三王率领家属、随从三百四十余人来北京朝贡。九月,使团沿运河南下回国。行至德州,东王病逝。明成祖闻讯,赐谥号“恭定”,按诸侯王葬制为其修建陵墓。按照中国礼俗,明成祖让苏禄东王的长子回国继承王位,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刺及王妃、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三年。三年过后,苏禄王的两个儿子及王妃等不愿离去,后获准定居德州,长期为苏禄王守墓。他们死后也都葬在了苏禄王坟墓旁。按照中国的姓氏习俗,安都禄的后裔改姓安,温哈刺的后裔改姓温,苏禄王陵墓附近逐渐形成了安、温二姓居住的村庄。

  明代日本与中国间的朝贡贸易很发达,这种贸易要经过朝廷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勘合金牌”,所以也称勘合贸易。据《漂海录》记载,弘治年间,崔溥等人从宁波沿运河乘船北上,路过济宁以南的鲁桥镇时,岸边民众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所以用日本语向他们打招呼。可见当时来往于山东运河沿线的日本人甚多。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很多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及运河区域的风土人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南京乘船去北京,曾在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济宁逗留,《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不少山东运河城市的记载。西方人在运河区域的活动,传播了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但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客观上对运河区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桥闸、会馆等

文化遗迹灿若星辰

  千百年来,在运河开挖、修治、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运河开挖维护难度大,工程多,投入的管理人员多,商业发达,城市密集,因此文化遗产最为丰厚。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存世数百年的会通河河道堤防至今仍纵贯鲁西大地,黄河以南济宁、枣庄境内的运河,经改造后仍流淌不息,船只南来北往;黄河以北的河道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许多地方仍保留完好,成为珍贵的明清文化遗存。

  建于成化年间的聊城北土桥闸,2010年进行了全面发掘,是目前大运河上被完整发掘的第一座船闸,2011年被评为全国文物考古十大新发现;张秋镇附近的荆门上下闸,经过文物部门的修复,也基本恢复了明清时期的原貌;临清钞关虽已残破不堪,但尚存仪门、正堂、穿厅、舍房近八十间,弥足珍贵;聊城山陕会馆是全国保持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之一;南旺汶河入运水口处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经维修后也成为重要的运河文化景点;济宁古运河畔雄伟壮观的太白楼,曾让多少来往于运河的文人墨客驻足吟咏;济宁以南的南四湖区,运河文化遗存更丰富;因元代建南阳闸而得名的南阳镇,居湖中岛上,庄严古朴的风格至今犹存;微山岛附近的水上人家,还保留着传统的节庆仪式和生活习俗;恢复重建的台儿庄古城,处处都可以看到运河文化的印痕……这些密如繁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嵌在古老的运河上,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磨砺,而今更加炫目生辉。

  (作者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山东运河留下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沧桑。

运河边的城镇

大运河山东段上的船只(资料片)

  运河本身是一种物化的文化现象,但同时它也是区域文化的载体。就主流文化而言,它造就了文风昌盛、学术繁荣,就非主流文化而言,它促进了市民文学发展、民间艺术传播、民间信仰的多样化及区域文化的交流。作为京杭大运河上一段特殊而又重要的河段,山东运河留下的大量物质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凝聚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沧桑。

运河通,书院兴

  山东是儒家文化的起源地,也是古代文化教育事业最发达的区域,历代书院兴盛便是明证之一。元代以后,山东境内书院数量有明显增加,好多著名书院如洙泗书院、泰山书院、尼山书院等,大都在运河流域。明朝中期以后山东书院发展更为迅速,新建书院达八十七所,修复前代书院九所,其中有四十二所在运河流经的区域。明朝后期,鲁西地区书院纷纷建立,正是运河交通带动文化交流和社会进步的突出表现。据统计,清代山东书院达213所,有86所分布在沿运河地区。书院数量多,既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兴盛的表现。

  谈起产生于运河区域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人们首先会想到《金瓶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学界目前已考证出百人之多,但究竟是谁,仍旧莫衷一是。不过所论及的作者绝大多数出生或生活在运河区域这一点是肯定的。《金瓶梅》内容更是与运河密切相关:书中展示了临清城市的繁华,可与当时其他书籍相印证;七八十处对临清景物的描摹,在临清地方志中大都可以找到真实的记述;特别是对临清钞关、娱乐业、服务业、运输业的描绘,更说明作者对临清有全面深入的了解。通俗小说是市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市民文学兴起的先决条件是城市工商业繁荣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清运河畅通,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通俗小说的出现适应了这样的需求,而《金瓶梅》显然是其中的代表。

运河带来

民间信仰多元化

  明朝开始,佛教和道教在山东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并逐渐向世俗化方向转变,而杂糅三教教义的民间宗教蓬勃发展。随着大运河区域南北文化交流融会逐日增强,许多异地神祗开始在山东运河区域传播,融入了本地社会生活,使这个区域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出现多元化特点。

  明代以前,山东地区的民间宗教以白莲教、弥勒教及摩尼教为主。明代中期新教派开始出现,它们在教义、组织、仪式等方面都与此前的教派有明显差异。成化年间,“无为教”在山东运河区域广泛传播,进入清代,各种名目的教派层出叠见,八卦教、清水教、天理教、离卦教、圆顿教、在理教、罗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等都在这个区域出现。明朝以前山东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除官府提倡的城隍、土地诸神之外,还有东岳大帝和碧霞元君信仰。明朝大运河贯通后,民间信仰的对象,有水神、行业神、自然神,还有圣贤神,数量与日俱增。其中以金龙四大王为代表的水神崇拜和关公信仰最为普遍,成为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十分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

苏禄王墓

见证中外交流

  明成祖建都北京后,鼓励海外国家来京朝贡。这时,京杭运河全线畅通,前来朝贡的诸国使者,大都从东南沿海登陆,沿运河乘船北上,到达北京。在山东运河沿线,常年可见东南亚各国朝贡的船只靠岸销货购物,各运河城市也都有东南亚各国的香料特产出售。

  在大运河岸边的德州市郊,有一座明代外国国王的陵墓——苏禄王墓,它是明清时期东南亚国家使团沿大运河往来的见证。苏禄国位于菲律宾南部的苏禄群岛,永乐十五年(1417)八月,苏禄国三王率领家属、随从三百四十余人来北京朝贡。九月,使团沿运河南下回国。行至德州,东王病逝。明成祖闻讯,赐谥号“恭定”,按诸侯王葬制为其修建陵墓。按照中国礼俗,明成祖让苏禄东王的长子回国继承王位,次子安都禄、三子温哈刺及王妃、随从等十余人留在德州,守墓三年。三年过后,苏禄王的两个儿子及王妃等不愿离去,后获准定居德州,长期为苏禄王守墓。他们死后也都葬在了苏禄王坟墓旁。按照中国的姓氏习俗,安都禄的后裔改姓安,温哈刺的后裔改姓温,苏禄王陵墓附近逐渐形成了安、温二姓居住的村庄。

  明代日本与中国间的朝贡贸易很发达,这种贸易要经过朝廷批准,发给许可证明“勘合金牌”,所以也称勘合贸易。据《漂海录》记载,弘治年间,崔溥等人从宁波沿运河乘船北上,路过济宁以南的鲁桥镇时,岸边民众误认为他们是日本人,所以用日本语向他们打招呼。可见当时来往于山东运河沿线的日本人甚多。元代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从北京出发沿大运河南下,在他的“游记”中,记录了很多山东运河沿线城市及运河区域的风土人情。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由南京乘船去北京,曾在山东运河区域的临清、济宁逗留,《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也有不少山东运河城市的记载。西方人在运河区域的活动,传播了西方宗教和价值观念,但同时他们也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这里,客观上对运河区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桥闸、会馆等

文化遗迹灿若星辰

  千百年来,在运河开挖、修治、管理和使用过程中,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的双重作用,在运河区域形成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文化长廊,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运河开挖维护难度大,工程多,投入的管理人员多,商业发达,城市密集,因此文化遗产最为丰厚。就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存世数百年的会通河河道堤防至今仍纵贯鲁西大地,黄河以南济宁、枣庄境内的运河,经改造后仍流淌不息,船只南来北往;黄河以北的河道虽早已成为历史遗迹,但许多地方仍保留完好,成为珍贵的明清文化遗存。

  建于成化年间的聊城北土桥闸,2010年进行了全面发掘,是目前大运河上被完整发掘的第一座船闸,2011年被评为全国文物考古十大新发现;张秋镇附近的荆门上下闸,经过文物部门的修复,也基本恢复了明清时期的原貌;临清钞关虽已残破不堪,但尚存仪门、正堂、穿厅、舍房近八十间,弥足珍贵;聊城山陕会馆是全国保持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会馆之一;南旺汶河入运水口处的分水龙王庙建筑群,经维修后也成为重要的运河文化景点;济宁古运河畔雄伟壮观的太白楼,曾让多少来往于运河的文人墨客驻足吟咏;济宁以南的南四湖区,运河文化遗存更丰富;因元代建南阳闸而得名的南阳镇,居湖中岛上,庄严古朴的风格至今犹存;微山岛附近的水上人家,还保留着传统的节庆仪式和生活习俗;恢复重建的台儿庄古城,处处都可以看到运河文化的印痕……这些密如繁星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深深地嵌在古老的运河上,经过千百年的历史磨砺,而今更加炫目生辉。

  (作者李泉,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院长,文章来源:《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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