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大夫桥 贝熙业行医美誉，远近闻名。温泉中学临近贝家花园，师生有病也找贝大夫。学校为了感谢贝大夫，在温泉村西修了一座花岗岩石桥，在石桥北侧的梯形护栏石上刻了“贝大夫桥”四个大字。 也有文章说，桥是贝大夫为便利百姓通行自己出资而修，这种说法应该只是推测。按常理说，贝大夫为人谦虚谨慎，不计名利，如果是他修桥，也不会自己的名字命名。其实桥栏题字后有温泉中学落款，证明石桥是温泉中学所建。
位于海淀区苏家坨镇大觉寺北部的贝家花园，是民国时期法国医生贝希业为女儿疗病静休，所建设的花园别墅。抗日战争期间，贝家花园屡屡成为运送战地急需品、掩护爱国青年学生、共产党员、国际友人的关键之所。作为日伪统治时期一条运送重要物资的抗日秘密交通线枢纽。贝家花园的整体风格为中西合璧式。建筑由三部分组成，包括北大房、南大房、碉楼等建筑。其北山腰平台山环中，建有五间两层卷棚歇山顶楼阁一座，楼前有水池、藤萝架、喷泉等。如今贝家花园是海淀北部地区中法文化交流的重要遗迹之一。欢迎收听故事《贝熙业的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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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的人是李娜她是海淀区苏家坨镇贝家花园的讲解，她口中提到的贝熙业医生就是贝家花园最早的主人，也是贝家花园的建设者。1912年40岁的贝熙医生来到中国，先是在法国驻华公使馆任医师，后在东交民巷开设医院从事医疗活动，他还担任过法国医院院长、北京大学校医、震旦大学医学院院长等职。 贝熙业医生医术高明，内科、外科均能诊治，是北平法国医院的医生，在当时也很有名气，民国初年曾任总统府医官。为不少当时的达官显贵看过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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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期间中国内乱不断，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做的多数是巧取豪夺，但是贝熙业医生却不一样，短短的几年他深深的爱上了中国，不惜一切来帮助中国。1920 年，贝熙业与蔡元培、李石曾利用庚子赔款返还款，在北京联合创建中法大学，是中法大学 31 名校董之一，任中法大学教授兼校医。1923 年贝熙业为得肺结核的女儿寻找空气新鲜的地方疗养，在海淀区北安河村西建立起了这个带有南欧风格且中西合璧的别墅山庄，以便工作之余休息。人称“贝家花园”。在这里居住之后，他对这里的中国百姓十分同情爱护，不仅免费给村民治病还常常免收药费，当地许多老人至今还记得贝大夫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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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熙业是当时驻华法国人圈子里的“灵魂人物”，每逢周三，他都会在家里举办聚会，人称“贝家沙龙”。许多法国知名人士都参加过贝家沙龙，还有不少人定期从外地赶来。一些民国名人，特别是有赴法访问或工作经历的人，也来参加贝家沙龙，如同盟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等。这些人风华正茂，激情飞扬，希望引进法国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制度设计，帮助中国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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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法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赴法勤工留学也成为了时下有志青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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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家花园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既有中式建筑的古朴典雅，又融入了西式建筑的精致与浪漫。贝熙业在这里种植了各种花草树木，修建了水池和亭台，使得整个花园宛如一幅美丽的画卷。每当闲暇之余，他便带着女儿在花园中漫步，享受着这份难得的宁静与安详。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贝熙业医生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但他深知自己不能袖手旁观。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秘密地为八路军提供医疗援助。贝家花园成为了平西抗日根据地与平津地区医疗物资和人员中转的秘密联络点。每当夜幕降临，贝熙业便化身为“地下交通员”，穿梭于密林与山谷之间，将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运送到前线。在他的努力下，无数伤员得到了及时的救治，重新焕发了生命的活力。贝熙业医生的事迹也在八路军中广为传颂，他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医生”，成为了中法友谊的桥梁和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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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特别强调：“我们不会忘记，无数法国友人为中国各项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有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法国医生贝熙业。”
虽然贝熙业医生已经离开了我们多年，但他的精神却永远留在了中国。贝家花园也作为历史的见证者，静静地诉说着那段不朽的传奇。每当人们走进这座花园，仿佛还能听到贝熙业医生那坚定的脚步声，感受到他那颗炽热的爱国之心。
贝熙业传奇
医者仁心，救治一对中国母子 贝熙业，全名让・奥古斯坦・贝熙业，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克鲁兹省夏尔市一个小山村的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23岁的贝熙业就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如果留在法国，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医生，过上富足的生活。但年轻的贝熙业更愿意去冒险
贝熙业于1913年4月抵达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当时他没有想到，自己将在中国度过下一个四十一年。
1937年7月30日，贝熙业在宛平城救治了一对在侵华日军的炮火轰炸中不幸受伤的中国百姓母子，这对母子，只是贝熙业救治的中国百姓中最普通的一例，但却给贝熙业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在他来中国生活的最初一段时间，他生活的环境中像这对母子这样的人物并不常见，因为在那个时候，贝熙业应袁世凯的邀请在北平担任法国公使馆的医官，还兼任总统府的医疗顾问。他认识的更多的是那些北平的达官贵人、社会贤达和演艺名伶。贝熙业此时虽然已经年过60，但骨子里的那种法国人的浪漫劲儿丝毫不改，这一点，如果您去过北京西山的贝家花园，一定有所感触。
这个贝家花园的地理位置在北京西北的西山地区，当时贝熙业的女儿患有肺病，老贝他就选了这个地方给女儿养病，建了这处别院。日寇占领北京后，老贝很想为中国人做些事情，但作为一个医生，他除了更加拼命的救治病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直到1939年，有一个叫黄浩的人，敲开了他在北平城里的住所大门。黄浩，有两层身份，一层公开的身份，叫“黄长老”，因为他是新街口中华基督教福音堂的长老、新街口教会小学的校长，他和贝大夫因为同样信天主教，就认识了，后来成了朋友。实际上他是一名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
1939年2月，黄长老接到白求恩大夫从冀中军分区开出的药单子，并且强调，这些医药物资，必须不折不扣，马上筹备，送到冀中军分区。这份远道而来的药单子，可把黄浩难住了。但他也明白，这个任务对于被日军封锁的晋察冀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当时，西医在中国还没有普及，白求恩大夫所开出来的药单，只有北平、上海、香港这样的大城市才有可能搞到，距离晋察冀根据地最近的就是北平。中共地下工作者能想到的路线，侵华日军当然也能想到，所以当时在沦陷的北平，他们严密地控制着这些战略物资的流向，并设立了层层封锁线，搜查过往行人，如有夹带，很有可能就被当作嫌疑人抓起来，遭到严刑拷打，甚至丢掉性命。这样难如登天的任务，要怎么完成呢？黄浩想到了自己的一个老朋友，贝熙业。
悄悄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给八路军运送药物
黄浩为什么会想到贝熙业？还得从贝家花园说起，贝家花园是建在妙峰山上的，翻过山不过十几里地，就是门头沟，过去就是平西抗日根据地，当年树林子比现在还密，所以只要把药送到贝家花园，夜里，地下党就能从这里把药连夜从林子那头送出去，之后，一路都是深山密林，都是根据地，就能比较顺利地将药品送到手术台上。
这药到了贝家花园之后的事儿容易，可是这药又怎么送到贝家花园，由谁来送呢？黄浩还是想到了贝熙业，一方面贝熙业是法国人，他的小汽车上挂着法国大使馆的通行证，日本人一般也不敢搜查他，就算搜查出药物，他是一个医生，携带药物也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另一方面，贝大夫有两个家，一个家在北平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另一个家就是西山这个贝家花园，所以他来往于这条路线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不容易引人怀疑。于是，一个凌晨，黄浩敲响了贝熙业家的大门。这一年，贝熙业67岁，但这两年来，他始终忘不掉1937年7月30日他救治的那对母子。两年间，类似的情景不断发生。贝熙业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这一天下午，北京城西直门城门，驶来了一辆雪铁龙小汽车，关卡中的侵华日军、伪警察都知道，这是东交民巷法国医院老院长贝大夫要回西山的贝家花园了，随即招手放行。
小汽车一路疾驰，到达贝家花园，此时，天已擦黑，贝家花园的管家王月川立即迎了出来，接过车里的包裹。王月川将包裹拿进屋里，转手交给了前来贝家花园等候的几个农夫打扮的人，他们接过包裹，立即套上驴车，渐渐消失在屋后的密林深处。贝熙业的帮助，给沦陷区与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打开了突破口，几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就派人到妙峰山建立情报点，其中一个情报点就设立在贝家花园往上100米左右的山上。为了掩护情报点，贝熙业还悄悄地给情报点送了一面法国国旗，让情报员挂到了屋顶上，通过这样的一系列行动，贝熙业与地下情报人员交接药品就更方便了，甚至有的时候，他还帮助根据地运送紧缺的枪支和通讯电台，西山脚下曾经名噪北平名流圈的贝家花园，悄无声息地，变成了一个中共北平地下联络点。
看上去，这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不过，在侵华日军的眼皮子底下运送抗日药品，一旦被人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就算是依仗着贝熙业的法国人和医生身份，真的毫无危险吗？
贝家花园这个位置很敏感，它建在山上，紧挨着平西革命根据地，所以日本人在温泉村那里曾经建了一个胄乃城，也就相当于一个碉堡，死死地守住进入西山这个关口，晚上都不许村里的老百姓点灯，过路搜查非常的严密，自然也会格外关注经常要往返于北平城和西山的贝熙业。如果让日军发现贝熙业帮助中共抗日的证据，任你是什么身份怕也是难逃一劫。除此之外，这不光是一段极其危险的旅途，也是一段充满艰辛的路程。
年逾七旬用自行车为根据地运送药品
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表面上日军依然猖狂，到处攻城略地，但实际上已在物资供应上捉襟见肘，因此，日军加紧对华北物资的掠夺。为了保住通往根据地的生命线，贝熙业开始骑自行车运送药品，这一年，贝熙业。已经年过七旬。
从城内到贝家花园有40多公里，需要骑上大半天，沿途还有多个日军关卡层层盘查。
北京的夏天温度高时像蒸笼，您别说骑自行车，出门待着都能一直流汗。冬天则寒风刺骨，吹得人脸疼。在西山夜色初上的星空下，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白色八字胡的外国老人风尘仆仆地骑行在蜿蜒的山路上。
6年多的时间里，贝熙业一直帮助根据地运送稀缺的医药物资，救治了一个个中国军人和百姓。对于在北平沦陷时期里，贝熙业骑自行车开辟的这条医药生命线，后人给它赋予了一个有趣的名字“自行车上的驼峰航线”。
贝熙业，一个古稀之年的法国医生，在侵华日军严密封锁的北平，用一辆自行车，骑行四十多公里，将医药物资运送给根据地，这一条自行车上的驼峰航线与真正的驼峰航线南北呼应，一同支援着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驼峰航线”，是二战中最为危险的空中运输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一共损失飞机超过1500架，牺牲优秀飞行员近3000人，65万吨物资通过这条航线运到中国。而从北京东城区大甜水井胡同出发，一路往西北抵达贝家花园的这条山路上，只有一个老人，一辆自行车，几十斤的抗日物资。
法国人的身份也不是万能的保护伞，因为法国属于同盟国，到了1945年的时候，当时日本人把居住在中国的法国人都当作敌对国的俘虏，关进山海关国际俘虏营，当时72岁的贝大夫也被关了进去。
贝熙业从1939年2月开始送药，一直到1945年老贝被侵华日军抓进俘虏营，这期间，老贝的老搭档黄浩长老身份暴露，在贝熙业的掩护下辗转去了根据地，身边发生的危险，也没有吓倒老贝，他还是接着送药，送了整整6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胜利。1954年，贝熙业带着他的中国妻子吴似丹回到法国，1958年2月5日，贝熙业在法国去世。
2016年4月，重新修复的贝家花园正式开放。一批批游客来到妙峰山下这座中法合璧的宅院中，聆听这段历史
出身名门 家境显赫
1924年，吴似丹出生在北京，其父吴明远时为中法实业银行总经理。吴家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本家，吴明远的大哥便是当时在政界、报界以及金融界都赫赫有名的吴鼎昌，吴鼎昌时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
吴似丹是吴明远的第四个孩子，天性聪颖，相貌可人，很得吴明远疼爱。不幸的是，吴似丹生下来就患有肺疾，及至八九岁时，又时常咳嗽，身体一天天虚弱。吴明远疼爱这个聪明的女儿，四处访医问药。医生告诫吴明远，肺疾一定要安静的休养。于是，吴似丹的日常生活收到了严格的限制，不能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玩耍，她不得不经常一个人呆坐一旁，看着兄弟姐妹们玩得热闹。
大概在吴似丹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吴明远找到法国医生贝熙业。他告诉贝熙业，自己有一个女儿，身体一直不好。他请贝熙业方便的时候给女儿检查一下。在吴明远家里，贝熙业第一次见到吴似丹。在贝熙业的记忆中，当时的吴似丹消瘦羸弱，皮肤苍白，但眼睛里透出的聪慧灵秀给他留下了印象。
贝熙业，1872年7月9日出生于法国科鲁兹省夏尔市，189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12年，40岁的贝熙业被任命为法国殖民地驻军部队外科总医官。1912年12月，贝熙业带着两个女儿（他的妻子早先已病逝）乘上由巴黎开往天津的轮船，于1913年4月抵达塘沽，落脚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任医官，不久，即被北洋政府聘为海军医学堂教员。1914年4月，又从天津调来北京，担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同时兼任袁世凯大总统医疗顾问。
贝熙业初到北京时，住在王府井附近的大甜水井胡同16号。1920年前后，在西郊凤凰岭半山看好了一块山林，签订了99年的租用合同后，建起了他的新家——贝家花园。
贝熙业的医术很快就在京城上层名声远播，找他看病的达官贵人、名人望族络绎不绝。他参与过袁世凯死亡前夜的救治，也参与了孙中山逝世前的临危抢救。黎元洪、段祺瑞、李大钊等都曾找他看过病。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毛泽东也曾请他治疗过脚疾。他还结交文化名流，梅兰芳、蔡元培等都和他过从甚密。即使是普通老百姓，只要病人到了他手上，他都尽心尽力，一丝不苟。
经过检查，贝熙业告诉吴明远，你女儿没有大病，吃点药就会好了。只是，她不该在家里静养，她需要运动，需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尤其要紧的，她需要和同年龄的孩子们一起玩，需要参与到社会中去。他建议吴明远，方便的话，可以带你女儿来西山玩，那里有山有水，可以爬爬山，呼吸新鲜的空气。贝熙业说的西山就是北京西郊的凤凰岭，并邀请她去贝家花园做客。
大病痊愈 学习美术
吴明远听从了贝熙业的建议，带着吴似丹来到贝家花园。从此，吴似丹成了贝家花园的常客，咳嗽开始逐渐减轻，脸上也有了红润。吴似丹自小喜欢画画，尤其喜欢画山水。凤凰岭的天然美景，为她提供了创作素材。这段时间，吴似丹不仅病情减轻，画艺也大有长进。贝熙业建议吴明远，何不让女儿报考美术学院。正巧，吴明远大女儿的公公陈垣，当时是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通过这层关系，1939年9月，15岁的吴似丹作为特别生，进入辅仁大学美术系，学习中国山水画。
1942年，吴似丹经过三年的学习生活，即将毕业了。三年里，她不仅学业圆满完成，身体也完全康复了。从贝熙业第一次见到她时，那个羸弱多病的小丫头，如今出落得楚楚动人，俨然一个倾国倾城的妙龄少女。
毕业前夕，同学们都纷纷在毕业纪念册上互相题诗作画以为纪念。大部分同学出于尊敬和礼貌，都把纪念册的留给敬爱的老师留下墨宝，老师们也都欣然允诺。由于吴似丹的人缘很好，她的老师们都给她题诗作画。但是，吴似丹只让老师把墨宝留在其他页上，而她专门留给了贝熙业。她找到贝熙业，希望他题字留下纪念。贝熙业被感动了。经过几天的酝酿，用法文认真写下了一首激情洋溢的诗。后人把这首诗翻译成汉字是这样的：妙笔胜轻燕，幻化峰林泉，鸽饮幽竹畔，隐此实我愿。
旷世之恋 心心相映
1942年，正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困难的关键时刻，日本鬼子对华北地区的大扫荡，使得民不聊生。由于封锁，贝熙业的诊所缺医少药，而伤员却越来越多，贝家花园的城堡也临时改为诊疗所。这段时间，贝熙业异常忙碌，他利用自己法国使馆官员的身份，进出封锁区，从外面运进医药和医疗器材。汽车在山路难以通行，贝熙业便骑上自行车，走偏僻的小路。那一时期，不仅贝家花园，其他一些八路军地下诊所的药品，也是通过这个办法获得的。甚至，白求恩大夫的前线诊所，也经常需要通过贝熙业提供药品。这就是习近平主席说到的：把宝贵的药品运往抗日根据地的“自行车驼峰航线”。
救治伤病员需要大量人手，贝熙业专门写信，从香港把自己的大女儿一家叫来北京帮助他，加上二女儿一家，全家人都为诊所忙活。
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吴似丹没有去找工作，她似乎不想离开贝家花园。她所有的时间就是在西山一带写生作画。这期间，她也在北平办过几次画展，但似乎心不在焉。她更愿意和苏珊娜、热维纳他们一起忙活诊所的事情。为了更多地介入诊所，她开始学习护理技术，起先，注意观察热维纳的护理过程，再后来，主动缠着热维纳教她。凭着她的聪慧和认真，加上清纯的外表，热情的态度，很快就成为贝熙业的得力帮手。外人还认为她就是一名诊所护士。
父亲吴明远一直希望女儿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他让大女婿在辅仁大学为吴似丹谋得一个助教的职务。随着年龄逐渐长大，家里也在考虑她的婚姻大事。但是，所有的安排都被吴似丹果断地回绝了。当时，正值抗战进行到关键时刻，社会动荡，贝家花园由于贝熙业的特殊身份，相对比较安全。加上看到吴似丹身体已经完全康复，而且心情愉快。所以，吴明远虽然着急，但想到有自己的好朋友贝熙业的照顾，也就顾不上再更多管她了。
1947年的一天下午，贝熙业送走刚刚看完的一个病人，回到书房准备休息一会儿。忽然觉得头晕目眩，一下倒在了书房的地上，继而面色青紫，呼吸困难。正在忙活的吴似丹立即打电话请来医生。经诊断，贝熙业患了心肌梗塞，幸亏治疗及时，才保住了生命。从这天起，贝熙业减少了诊疗活动，专心养病。吴似丹则一边精心照料贝熙业，一边应付着两个人所有的人情来往和衣食住行。在吴似丹全心全意照料下，贝熙业很快恢复了健康。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称吴似丹为“我亲爱的丹”“她为我打开了中国文化的大门，我看到了中国音乐戏曲书画的精妙”，她是一位“不畏凶险、充满怜悯和爱心的天使”。而吴似丹在以后的一次接受采访中，说起当时的情况也谈道：“我好像走进了一个全新的生活”。
转眼到了1952年，新中国颁布了《婚姻法》，他们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到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结婚。至此，两人的关系才正式公开，这一年，吴似丹28岁，贝熙业则正好80岁整。吴明远及其家人十分不满，很长时间断绝了来往。贝熙业这边，女儿们仍然不接受吴似丹，贝熙业请他的好朋友铎尔孟分别给两个女儿写信：“至于似丹，我必须声明，她完全是诚心诚意的，是真诚而无图谋的……这是一种很勇敢的行为”。
远走他乡 客死异国
这样恩爱幸福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反华的敌特势力安插大量特务进行破坏。党和政府在破获特务组织的同时，对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和审查。1954年下半年的一天，公安部门通知贝熙业，根据上级指示，他必须限期9月底前离开中国。贝熙业在中国已经41年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后半生就在中国扎根了。但是很无奈。起初，他向公安部门申请留在中国，未允。他退而申请带吴似丹一起走，不见下文。无奈，他只好越级直接给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直接报告。
9月30日，是限期离境的最后一天，终于接到了周恩来批准吴似丹同行的通知。第二天，1954年10月1日，两人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匆忙登上开往法国的“越南”号客轮，10月27日，到达法国马赛港。这位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老人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的土地。
初回法国，身无分文无处落脚，贝熙业想起，自己曾在40多年前在距离巴黎几百公里的奥维涅新买过一块地，这些年一直荒芜着。两个人经过几天几夜的旅途劳顿，到了这个只有几百人居住的崇山峻岭中的小村庄，开始了农居生活。不久，贝熙业打听到，按照当时法国政府一项政策，他年轻时有一笔军官补贴，由于多年不在法国一直没有领取。他马上申领到了这笔补贴，利用这笔钱，在山下购置了一处房屋，并开起了诊所。吴似丹则留在家里照看菜园果园，闲暇时作画写字弄琴。生活又逐渐安定下来。
1955年，吴似丹竟然怀孕了，并如期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小生命的到来，把全家带进了喜气洋洋空前愉悦的家庭氛围。1958年1月4日一早，吴似丹起床后发现贝熙业由于痰阻时常喘不上气来。医院为他做了切喉取痰手术。但贝熙业还是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就这样挣扎了二十几天，2月5日，贝熙业去世。
吴似丹独自一人抚育幼子，为了生计，她曾办过几次画展，也帮助别人打小工补贴家用。她的儿子路易15岁时子承父业，考上了海军医科学校，从此离开母亲。吴似丹则哪里也没去，一个人独守着这份产业。在艺术上，她始终没有放弃。1958年，吴似丹加入了全法女艺术家协会，并很快担任副会长，任职长达30多年。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大，法国美术界称她为“东方的女画家”。1977年，巴黎著名的赛努奇博物馆邀请她参展“中国当代女画家水墨画展”，一同参展的还有潘玉良、林霭、成慧。这次展览，把吴似丹的美术成就推向了顶峰。1979年，吴似丹参展布鲁塞尔美术馆。随着年龄不断增加，1983年，她在维希市举办一生中最后一次画展后，潜心遁入基督教。
1983年和1992年，吴似丹先后两次回到北京。2013年6月，吴似丹走过了89个春秋，在法国奥维涅新浴堡去世。
重回人生起点
贝熙业以一己之力为抗日所做出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史料中只有零星记载。
这多少缘于新中国成立后，贝熙业一度尴尬的处境。
最初，北京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选择留下的外国人依旧享受着过去所拥有的丰裕生活和行动自由。贝熙业也对新政权充满信心。共产党身居高位的官员中，有许多和他打过交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人，都是当年参与赴法勤工俭学潮，由此走上革命道路的。
更为重要的是，贝熙业已把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亲友来信劝他回国时，他回信表示，“这里缺医少药，我的病人都离不开我，我的职责让我继续留在这里。”
另外，贝熙业也在中国等来一份迟来的爱情——年轻女画家吴似丹走入贝熙业的生活。1952年，80岁的贝熙业和28岁的吴似丹登记结婚。
但造化弄人，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开始逆转，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中国国内反帝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看待在京外国人的眼光开始异样。
另外，由于此后法国继续承认中华民国，留在北京的法国大使馆失去了外交地位，贝熙业不再担任教授和校医职务，只能成为一个私人诊所的医生。
随后破获的几起国际间谍案，更让贝熙业处境艰难。由于间谍案主角，都曾与贝熙业来往过密，人们开始怀疑他对新政权的态度。
此后一天，北京市卫生局找上门，来人客气地与贝熙业商量：您现在年事已高，每周也看不了几个病人，要不然把诊所关了？贝熙业听从建议，关闭了诊所。但之后不久，公安局找上门，带来的正是那封让他感觉如晴天霹雳的信——既然你已经不再行医，除非加入中国国籍，否则没有理由待在中国。
不愿放弃国籍又无计可施的贝熙业面对公安局日益急切的催促，最终痛下决心，收拾行囊。1954年10月1日，当全中国沉浸在建国5周年国庆的喜悦气氛时，贝熙业和吴似丹黯然登上前往法国的客轮。
回国后，因为经济窘迫，两人根本无法在大城市生活，多年前贝熙业一时冲动在奥维涅新浴堡买下的那块山地，成了他们此时唯一的落脚之处。
新浴堡是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庄，这里与北京西山环境极为相似。贝熙业夫妇在亲友的帮助下，建起一栋小木屋。82岁的贝熙业用几十年来一直拿手术刀的手，举起锤头铁镐，开荒垦地。渴了，饮一瓢山泉水，累了，就在树枝搭起的窝棚小憩。
曾经的辉煌已如过眼云烟。贝熙业重回人生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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