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重动机 轻行为”的文化因子是怎么造成“有罪推定”的_北京时间
关于罪恶的形容用法，若形容罪恶严重到极点，我们用的是罪大恶极、罪恶如山、罪恶滔天、罪恶昭著、罪恶昭彰、罪恶满盈、罪恶深重等。霍存福教授说，中国语言中伦理评价优于法律评价的文化倾向，带来了司法程序、证据规则方面“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扭曲。
中国人形容某人或某行为之罪大的时候，常用滔天大罪、弥天大罪、罪莫大焉。
但这还不是最普遍的。普遍的是，中国人谈论罪时，往往与恶相连。
关于罪恶的形容用法，若形容罪恶严重到极点，我们用的是罪大恶极、罪恶如山、罪恶滔天、罪恶昭著、罪恶昭彰、罪恶满盈、罪恶深重等。
还有罪孽深重、罪逆深重、罪业深重等，“孽”“逆”“业”，也与“恶”相当。
霍存福先生撰书说，探讨这些成语的来源，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成语原本是用于政治评价的，如“恶贯满盈”，出自《尚书・泰暂》之“商罪贯盈”，是周武王伐纣的讨伐词：
疏云:“纣之为恶，如物之在绳索之贯，一以贯之，其恶贯已满矣。”
这些成语先前是用于形容政治性犯罪之词，后又用于对一般犯罪的评价。这是中国成语产生和使用的一个重要现象。
政治性犯罪尤其是这类改朝换代时对前朝过恶的指责，在吊民伐罪的口号下，偏重于道德评价，形容性过强。用于刑事犯罪时，就带有初起时的典据痕迹。
就基本关系而言，中国人对“罪”“恶”“过”的区分不是不明确。“恶”的一部分是“罪”，“过”的一部分是“罪”，三字呈部分交叉重叠状态。
英人雷敦和说：“罪”的本义是“犯法”，“恶”和“过”是伦理上的过失。结果，中国人承认有过但不说有罪。以前，伦理上和宗教上的过失联在一起，都有违背天命的意思。但到了孟、荀时，得罪的不是天而是人的良心和天理。不过至今人还怕天的惩罚，恐怕，现代青年连这个感觉也没有了。总而言之，中国思想特别注重向善若谈恶，是在全社会上或在人的良心上。
但是，中国人习惯于将罪与恶、罪与过并提，伦理上的“恶”“过”评价，往往会压倒法律上的违法或犯罪评价（且不说违法与犯罪的概念在古代往往并不做区分），伦理意义突显，法律意义反而淡出，从而形成了伦理评价优先或优位于法律评价的思维定式。
这些成语，在用于他人身上时，往往因伦理上的严正申讨的成分难以准确;用于自贬时，往往也因过分谦卑自责而容易过头。
受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中国人在单纯地讲罪与刑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也暗含了伦理评价优先的成分。
“罚当罪”，本是一项罪刑一致原则，古人也反对“罚不当罪”。但我们在形容罪大、判处死刑也不足以抵偿的时候，习惯于用“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罪不容死”“罪不胜诛”“罪不容于死”。
在这类词汇出现的场合，我们会注意到伦理评价被同时使用的情形。
《汉书・王莽传》:“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
《长春晚报》2000年8月17日第1版报道某案件的审理结果，标题即是“恶行累罄竹难书，天理昭昭罪不容诛”，其下才是“某某某一审被判死刑”。即“恶”的伦理性质，是被用作罪刑评价时的前提和先在条件。
还有几个形容罪刑关系特别悬殊的成语，叫“罪该万死”“罪当万死”“罪合万死”“罪应万死”，即万死不足抵偿。即使考虑到中国人用“五”“九”“百”“千”“万”等数字时的非实指因素，一死与多个死（何况“万”死）的差别也足以使事情变得骇人。
霍存福教授说，中国语言中伦理评价优于法律评价的文化倾向，带来了司法程序、证据规则方面“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扭曲。
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谚曰:“捉贼须捉赃，捉奸须捉双。＇此虽俚言，极为有道。”
虽是一个证据范围的问题一一因控告奸罪，一般会受到抵赖。故必须捉双。奸固是罪，其不尊重人之处由此可见。
这反映了中国人对罪过的态度一一既是罪，怎样做都可以。
与对“恶”“过”的强调相比，中国语言中对行为的描述或说明的词汇，却少得可怜。作奸犯科、横行不法、为非作歹，是对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作恶多端、无恶不作，是对多次犯或累犯的评价，但又回到了“恶”“过”的动机评价上。
中国成语和熟语缺少“行为论”的内容，而富于“动机论”的内容。
与动机论相对应的行为论，则往往成为不同社会法意识、法感情的区分指标。
如：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
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个情形只能叫“被虐待”。
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的孩子已被带走了，他们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
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一边。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
关于罪恶的形容用法，若形容罪恶严重到极点，我们用的是罪大恶极、罪恶如山、罪恶滔天、罪恶昭著、罪恶昭彰、罪恶满盈、罪恶深重等。霍存福教授说，中国语言中伦理评价优于法律评价的文化倾向，带来了司法程序、证据规则方面“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扭曲。
中国人形容某人或某行为之罪大的时候，常用滔天大罪、弥天大罪、罪莫大焉。
但这还不是最普遍的。普遍的是，中国人谈论罪时，往往与恶相连。
关于罪恶的形容用法，若形容罪恶严重到极点，我们用的是罪大恶极、罪恶如山、罪恶滔天、罪恶昭著、罪恶昭彰、罪恶满盈、罪恶深重等。
还有罪孽深重、罪逆深重、罪业深重等，“孽”“逆”“业”，也与“恶”相当。
霍存福先生撰书说，探讨这些成语的来源，我们会注意到，一些成语原本是用于政治评价的，如“恶贯满盈”，出自《尚书・泰暂》之“商罪贯盈”，是周武王伐纣的讨伐词：
疏云:“纣之为恶，如物之在绳索之贯，一以贯之，其恶贯已满矣。”
这些成语先前是用于形容政治性犯罪之词，后又用于对一般犯罪的评价。这是中国成语产生和使用的一个重要现象。
政治性犯罪尤其是这类改朝换代时对前朝过恶的指责，在吊民伐罪的口号下，偏重于道德评价，形容性过强。用于刑事犯罪时，就带有初起时的典据痕迹。
就基本关系而言，中国人对“罪”“恶”“过”的区分不是不明确。“恶”的一部分是“罪”，“过”的一部分是“罪”，三字呈部分交叉重叠状态。
英人雷敦和说：“罪”的本义是“犯法”，“恶”和“过”是伦理上的过失。结果，中国人承认有过但不说有罪。以前，伦理上和宗教上的过失联在一起，都有违背天命的意思。但到了孟、荀时，得罪的不是天而是人的良心和天理。不过至今人还怕天的惩罚，恐怕，现代青年连这个感觉也没有了。总而言之，中国思想特别注重向善若谈恶，是在全社会上或在人的良心上。
但是，中国人习惯于将罪与恶、罪与过并提，伦理上的“恶”“过”评价，往往会压倒法律上的违法或犯罪评价（且不说违法与犯罪的概念在古代往往并不做区分），伦理意义突显，法律意义反而淡出，从而形成了伦理评价优先或优位于法律评价的思维定式。
这些成语，在用于他人身上时，往往因伦理上的严正申讨的成分难以准确;用于自贬时，往往也因过分谦卑自责而容易过头。
受这种思维定式的影响，中国人在单纯地讲罪与刑的关系问题的时候，也暗含了伦理评价优先的成分。
“罚当罪”，本是一项罪刑一致原则，古人也反对“罚不当罪”。但我们在形容罪大、判处死刑也不足以抵偿的时候，习惯于用“罪不容诛”“死有余辜”“罪不容死”“罪不胜诛”“罪不容于死”。
在这类词汇出现的场合，我们会注意到伦理评价被同时使用的情形。
《汉书・王莽传》:“兴兵动众，欲危宗庙，恶不忍闻，罪不容诛。”
《长春晚报》2000年8月17日第1版报道某案件的审理结果，标题即是“恶行累罄竹难书，天理昭昭罪不容诛”，其下才是“某某某一审被判死刑”。即“恶”的伦理性质，是被用作罪刑评价时的前提和先在条件。
还有几个形容罪刑关系特别悬殊的成语，叫“罪该万死”“罪当万死”“罪合万死”“罪应万死”，即万死不足抵偿。即使考虑到中国人用“五”“九”“百”“千”“万”等数字时的非实指因素，一死与多个死（何况“万”死）的差别也足以使事情变得骇人。
霍存福教授说，中国语言中伦理评价优于法律评价的文化倾向，带来了司法程序、证据规则方面“有罪推定”、刑讯逼供等扭曲。
捉奸见双，捉贼见赃，杀人见伤:宋胡太初《昼帘绪论・治狱》:“谚曰:“捉贼须捉赃，捉奸须捉双。＇此虽俚言，极为有道。”
虽是一个证据范围的问题一一因控告奸罪，一般会受到抵赖。故必须捉双。奸固是罪，其不尊重人之处由此可见。
这反映了中国人对罪过的态度一一既是罪，怎样做都可以。
与对“恶”“过”的强调相比，中国语言中对行为的描述或说明的词汇，却少得可怜。作奸犯科、横行不法、为非作歹，是对行为的违法性的评价;作恶多端、无恶不作，是对多次犯或累犯的评价，但又回到了“恶”“过”的动机评价上。
中国成语和熟语缺少“行为论”的内容，而富于“动机论”的内容。
与动机论相对应的行为论，则往往成为不同社会法意识、法感情的区分指标。
如：中国人的“虐待”概念，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主动性。但是在美国，这只是一个法律概念，它是不考虑动机，只察看行为和后果的。
它自有它的法律逻辑：一个婴儿被摔了两次，却长达近十小时不能得到检查和医治。美国法律认为，这个情形只能叫“被虐待”。
在这件事情上，还可以看到一般华裔的观点和美国法律的差异。华裔同情的焦点几乎全部在这一对“不幸的父母”身上。觉得他们的孩子已被带走了，他们还要面临一场官司，确实不幸之极。
但是，美国的法律在这一类的问题上，关注的焦点几乎全部在孩子一边。它也有它的道理:孩子还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当然要站在孩子一边。
（立法网新媒体中心/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