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李铁:要打破城市间等级化体制_北京时间
举行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间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了症结所在:“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特别提到要对中小城市放权，更多发挥中小城市在未来发...
每经记者 吴林静 每经编辑 陈俊杰
中国城镇化经过30年的发展，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根据统计数据，中国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6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140个。未来，中国城镇化将在13.7亿人口和57.35%的城镇化人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增长速度依然徘徊在1.33%，“城镇化趋势将严重放缓”。7月22日，举行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间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了症结所在:“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特别提到要对中小城市放权，更多发挥中小城市在未来发展中的竞争性作用和活力。”
小城镇发展成为市场的选择
德国70%的人口生活在小城镇，美国60%以上的人口也住在小城镇，当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突出，在李铁看来，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城镇发展体制寻找新的出路，在大城市周边发展出更多的小城镇，以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李铁告诉记者，中国城镇发展体制与国外不同，中国是等计划的管理体制，资源从上向下分配，曾经，这样的体制有利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发展。
在这种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中，最有效的资源是什么?“土地”，李铁说道，比如一般在省方面，省会城市往往较其他地市能拿到更多土地指标，这一要素在大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铁对记者表示，“等级化的体制把最有效、稀缺的资源沉淀在上级城市，有力带动了市场要素的进入，这就导致了中国城镇化走向了大城市发展的路径”。
拥堵、房价高、污染……“大城市病”成为关注对象，但李铁认为，“这是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必须要面临的阶段，越不过去”。与此同时，房价高、土地成本高……大城市的发展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空间。
李铁告诉记者，此刻，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面临新的选择，“在市场矫正过程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成为市场的选择”，在那里，市场寻找到新的成本空间。
在专访过程中，无论是解释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分析新的经济形态，李铁一直强调，在政府手段和市场调节之间，他更看重市场的作用，“当政府做出规划，一定要有市场去填补、去跟进，只有形成了市场的活力，才能真正推动。”
下放权力，打破利益格局
李铁认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大城市主城区周边有一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群，“数量很多的小城镇，才能形成对大城市人口、要素的疏解作用。”
要形成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群”，最大的制约来自于城市管理政策和城市的等级化制度。李铁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一个城市群、城市圈，有很多城市存在，但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决定着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城市间的关系成了关于资源的竞争关系。
他提到雄安新区的设立。之所以将新区设在河北，是打破了原来的区域发展格局，走出了原来京津冀圈的等级化管理体制。李铁指出，“至今，我们还受到规划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的制约”，所以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都提出要对中小城市放权。“城市政策不能盯着主城区，城市管理体制要给周边，沿着城市周边30公里的中小城市发展提供发展权，形成‘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合力发展的格局。”
构建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群”，政府能够做什么?李铁认为，是搭建基础设施，把轨道交通延伸出去。当我们谈到城市的基础设施供给，更多的是主城区的供给，包括主城区的地铁、道路，主城区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但城郊轨道交通发展严重滞后，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再吸引市场主体的补充，才能形成发展的活力。
举行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间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了症结所在:“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特别提到要对中小城市放权，更多发挥中小城市在未来发...
每经记者 吴林静 每经编辑 陈俊杰
中国城镇化经过30年的发展，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显著的成果。根据统计数据，中国1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6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已经有140个。未来，中国城镇化将在13.7亿人口和57.35%的城镇化人口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另国家统计局数据，2015年中国城镇化增长速度依然徘徊在1.33%，“城镇化趋势将严重放缓”。7月22日，举行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间隙，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理事长、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指出了症结所在:“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特别提到要对中小城市放权，更多发挥中小城市在未来发展中的竞争性作用和活力。”
小城镇发展成为市场的选择
德国70%的人口生活在小城镇，美国60%以上的人口也住在小城镇，当特大城市、大城市的“城市病”愈发突出，在李铁看来，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城镇发展体制寻找新的出路，在大城市周边发展出更多的小城镇，以城市群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活力。
李铁告诉记者，中国城镇发展体制与国外不同，中国是等计划的管理体制，资源从上向下分配，曾经，这样的体制有利于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发展。
在这种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中，最有效的资源是什么?“土地”，李铁说道，比如一般在省方面，省会城市往往较其他地市能拿到更多土地指标，这一要素在大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铁对记者表示，“等级化的体制把最有效、稀缺的资源沉淀在上级城市，有力带动了市场要素的进入，这就导致了中国城镇化走向了大城市发展的路径”。
拥堵、房价高、污染……“大城市病”成为关注对象，但李铁认为，“这是工业化发展到中后期，必须要面临的阶段，越不过去”。与此同时，房价高、土地成本高……大城市的发展成本越来越高，企业发展需要新的发展空间。
李铁告诉记者，此刻，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面临新的选择，“在市场矫正过程中，小城镇和边远地区成为市场的选择”，在那里，市场寻找到新的成本空间。
在专访过程中，无论是解释小城镇的发展，还是分析新的经济形态，李铁一直强调，在政府手段和市场调节之间，他更看重市场的作用，“当政府做出规划，一定要有市场去填补、去跟进，只有形成了市场的活力，才能真正推动。”
下放权力，打破利益格局
李铁认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大城市主城区周边有一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群，“数量很多的小城镇，才能形成对大城市人口、要素的疏解作用。”
要形成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群”，最大的制约来自于城市管理政策和城市的等级化制度。李铁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一个城市群、城市圈，有很多城市存在，但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决定着城市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城市间的关系成了关于资源的竞争关系。
他提到雄安新区的设立。之所以将新区设在河北，是打破了原来的区域发展格局，走出了原来京津冀圈的等级化管理体制。李铁指出，“至今，我们还受到规划体制和城市管理体制的制约”，所以在国家新城镇化政策和新型城镇化指导试点意见中，都提出要对中小城市放权。“城市政策不能盯着主城区，城市管理体制要给周边，沿着城市周边30公里的中小城市发展提供发展权，形成‘城市群’的大、中、小城市合力发展的格局。”
构建具有发展活力的“城市群”，政府能够做什么?李铁认为，是搭建基础设施，把轨道交通延伸出去。当我们谈到城市的基础设施供给，更多的是主城区的供给，包括主城区的地铁、道路，主城区的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但城郊轨道交通发展严重滞后，政府做好基础设施，再吸引市场主体的补充，才能形成发展的活力。
